第801章 帅府作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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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是有变化的。
十余年来，最初仅限于陕北一隅，经历数年的愈演愈烈。
到崇祯四年、五年间稍有缓解，那也是明军镇压起义最为强势、卓见成效的时期。
因为在那一时期，流窜作战的农民军普遍试图种地，从流贼向割据势力演变，然后便多为明军所破，或屠戮或招安。
但旱灾的脚步并未停止，旱情的地域逐步扩大。
到六年七年，旱灾在地域扩大的基础上再度袭来，农民也只能再度拿起兵器流窜。
时至今日，这场旱灾已经发展到最为极端的程度。
潼关，就像一道分隔天地的天堑。
一样的麦子。
在关西，一石值银一两二钱。
过潼关，就是一石值银八两。
想买还买不到，市场只能买到四五百钱一斗的豆子。
这当然不是老天爷只旱关东不旱关西，旱灾雨露均沾，河南旱得民不聊生，陕西也一样旱得河水断流。
只是元帅府靠着刘承宗就食与敌的光景，充实了廒仓，重新把陕西几个府的常平仓制度捡了起来。
常平仓制度始于汉代，是为调节粮价、备荒救灾筹建的粮仓。
丰年官府低价买粮储存，荒年平价卖粮，以供平稳粮价。
这一制度在大明也依然存在，而且是难得不怪万历的事。
尽管万历的不补官会让地方停止充实常平仓，但就算有官也没用，天启崇祯年间，关西就没有粮价合适的丰年。
常平仓里就算屯下再多粮食，终归也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备不了连年日用。
这样的窘境，对天下间谁都一样，元帅府也不例外。
常平仓只能延缓经济崩溃的时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气候。
硬熬。
西安府、凤翔府，这占据元帅府一半人口的两个大府，府城、州城、县城，各城外四关厢每日放粮。
官粮放量不多，每日小县二三十石、大县百十石，由各里居民持书写姓名、体貌特征、家庭丁口、住所何在的木质牌照，按照家口前往采买。
住所离城池偏远，便准买上七八日口粮；就近在城，则只准买上三日口粮。
只要有这笔常平仓的官粮每日都往外放，粮食市价就能压得住。
但也只是表面上压得住。
真正的大动作，还是得靠六衙齐心协力，向元帅府登记在册的大地主们身上想办法。
大户豪绅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更强，在灾年依然能保持较多产出。
就像渭南南居益家，即使是分了田地，大户分小户，但只要南居益、南企仲这几个里居重臣还活着，家族有主心骨，他们对家族依然有足够的掌控力。
兵衙先派兵检地，统算粮草收益；户衙算出一个难以拒绝的数目，上门借粮。
最后由吏衙拿出政策，给人家冠带安抚；工衙在灾年的大规模以工代赈当中，加上那么一点优异士绅的旌表牌坊修建计划。
这一轮下来，借来粮食，就算这个大家族运气好，又渡过一次存亡危机。
元帅府处在正常化的尝试当中，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意士绅愿不愿借粮、捐粮。
不借、不捐，那正好。
不用还了。
什么建立规矩和长久之计，那是元帅府衙里大人们考虑的事。
比起这种相对‘妥协’的和平共存，吃惯了白食的大头兵觉得有借有还没意思，他们更擅长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不了放出张部堂，把你们统统都做掉。
其实西安府的粮价还能更低。
只要常平仓不空，元帅府调控粮价就只是个数字游戏，元帅府完全有能力把粮价压到每石一两。
只是刘承宗不同意罢了。
跟成本无关，而在于元帅军的军饷口粮。
刘承宗认为陕西的粮价过低，会给元帅军在心理上造成军饷贬值的后果。
但这实际上是他一厢情愿的多虑。
因为元帅军大部已开进河南，在河南西部的河南府，粮食是真正有价无市的硬通货。
潼关渡口起运的十万石米粮，在这片土地上价值白银百万两。
刘柱被任命为河南通判的第一天，就见识到元帅府的行事风格。
在潼关的官署中，刘承宗不厌其烦地在舆图上勾画设计，落实在前线的命令却大多与军事无关，而像个牧民领主一般，严格规划军队各部的战马在哪吃草。
发往关西的命令，则事无巨细地关照兵粮、赏功牌、补充战马、火器弹药、甲片弓矢的输送。
但是对待人事政务？
都不能说是潦草了，就是简单粗暴。
他在潼关总兵衙门的耳房里试穿官服，一墙之隔，元帅府的书记官赵跻芳当着刘承宗的面，奉命择选河南府各县主官。
择选的方式，居然是抓阄。
元帅府的储备官员，在赵跻芳这又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其中打算直接任命主官的十余名人选，出身履历，都是在刘承宗的角度上，相对可信的人选。
武功的进士康万民、生员康禹民，大家族，兄弟里前西安左卫指挥使康尧民眼下在关中旅任职，还有前鱼河堡操守官康今民，如今在延庆旅任职。
这属于最受信任的一档。
武功的举人张文熙、咸宁的举人韩文锋。
前者在元帅府收买田地时，是武功县的代表，相对合作。
后者韩文锋更简单，韩家全族都奉礼衙尚书之命，被搬迁到西安府城礼衙吏员扎堆居住的街巷。
因为他有个兄弟叫韩文镜，扬州知府，是前古元真龙皇帝、现高邮卫指挥使张一川的直属领导。
为确保韩大人能和张指挥使狼狈为奸，礼衙的张部堂对韩氏给予了很多特殊照顾。
还有一些像华州的进士梁都汴、咸宁的进士张绍龄，都是早年在大明有了功名，授官并未赴任，归乡里居。
面对元帅府的征召，他们并未拒绝。
这批人的素质，是显然要强过元帅府目前在陕西任命大部分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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