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九二章 搬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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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阁制度，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要说它根源上只是皇帝权力的附庸，缺乏独立的权力或者权威，那也没错，毕竟其设置之初，只是一个秘书机构和顾问班子。

但是，你要说它形同虚设，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可就是睁眼说瞎话了。

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行实践和权力博弈，它在制度架构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客观存在。

甚至内阁大臣们的产生与内阁首辅、次辅这些重臣的产生，都不再是皇帝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了，而是要经过廷推的方式产生。

廷推是什么？

廷推就是由具备一定资格的大臣——通常是三品以上大臣，共同推举内阁大臣人选或者其他朝廷重臣人选。

这跟投票选举有什么差别？

与此相应的是，明朝内阁制度的设计也是很精妙的，其权力或者可以发挥的作用可大可小，端看其掌握在谁的手里。

也就是说，内阁首辅的施政空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完全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你要说它完全没有弊病，那也是睁眼说瞎话，因为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包括廷推本身就是其弊病之一。

廷推内阁大臣成为定制之初，其目的在于选贤任能，但是到了后来，尤其万历后期渐渐沦为了论资排辈的过场。

这一点到了崇祯年间，更是积重难返。

那些想做事能做事而且敢于任事的大臣，做的多，错的也多，一个个动辄得咎，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问罪罢官。

而那些只说不做的大臣，做的少，错的自然也少，什么也不做的，自然什么也不会做错，于是一个个成了朝堂上的不倒翁。

到最后，始终屹立不倒的，就剩下那些专门盯着别人喷的只会耍嘴皮子的喷子官员和奉行明哲保身的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官员了。

在这些人当中，哪怕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大臣，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你还能指望他们干成什么事情呢？

令杨振感到绝望的是，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冬天，能在大明京师朝堂之上屹立不倒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孙传庭已经在外败亡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崇祯皇帝拿出真正的魄力，将总揽全局力挽狂澜的重任交到率军入关的洪承畴手中，直接用为首辅，然后力保京师。

如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继续墨守陈规，则大势去矣。

在他看来，如果是在承平时期，内阁首辅的人选，按照内阁大臣们入阁时间的早晚搞一搞论资排辈，无伤大雅。

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救亡图存的时候啊！

不过，了解到洪承畴入关后京师朝堂的情况之后，杨振也彻底死了心。

按照京师朝堂论资排辈的逻辑，在周延儒东窗事发被处死以后，的确是轮到了陈演。

因为之前排在陈演前面的阁老谢升，在周延儒事发前半年，就因为与周延儒的政见不同，被周延儒给搞下去了。

周延儒指使其门下言官，弹劾谢升私下非议皇帝，结果导致谢升在事发后被罢官。

在明朝末期，官员们私下议论皇帝甚至批评皇帝是常有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人举报这种事。

可是这种事情一旦被摆到桌面上，被人拿出来说事儿，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

谢升因为与周延儒不对付，被人抓住了这个小辫子，结果一举报一个准儿，在周延儒和陈演推波助澜下，崇祯皇帝直接将谢升罢免。

谢升被罢黜以后，对周延儒威胁不大的陈演往前递补成为了次辅。

等到周延儒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事东窗事发以后，陈演推波助澜顺势上位。

若是搁在平时，这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需要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的时候。

别说什么陈演了，就是长袖善舞的周延儒，在这个时候也远远比不上洪承畴。

今时今日，能看清这一点，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智商。

杨振不相信崇祯皇帝和满朝文武在洪承畴和陈演之类的人之间分不清孰优孰劣。

但问题是洪承畴犯了忌讳，而且已经南下了。

在过去十几年间没少朝令夕改的崇祯皇帝，居然在这个时候想着维护朝廷的颜面，不愿再做朝令夕改的事情了。

于是陈演这个次辅前进一步，接替了周延儒，成为了首辅。

对此，杨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说是天意如此了。

至于周延儒的这个接替者陈演，杨振只能说他还不如周延儒呢。

周延儒之所以能够蒙蔽圣听，能够结党营私，是因为他有个周党，关键时候还能够团结拉拢一批人，通过一些重大决策。

但是这个陈演，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上任以后，内阁和京师朝堂更是乱成了一锅粥，什么也做不了。

他上任以前，他无党无派是一种“优势”，可是上任后，无党无派一转而成为了劣势。

他这个无党无派的前朝堂喷子，根本笼络不住人心，也根本压不住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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