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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如果过于苛待官吏，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
洪武之世，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
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后果如何很难想象。
所以说，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但有些不合时宜，需要国家稳定，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还说过一段说：法枉治乱。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
秦牧个人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多做的人少说，多说的人少做。
只说不做国弱，多做少说国强。
这些理论实实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脸，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无一策，一味强调仁义道德，易成虚伪。
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当然了，政治本身就是虚伪的。
所以，你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
有些事你可以做，但不能说。历朝历代，多强调仁义德道，但实际上，统治国家却是靠法家来支撑。
象王夫之这样，明确提出法治的，秦牧是不会明确表态支持他的。
参与经筵的两百多人中，表态支持他的人只是少数。
相反，引来了很多人的围攻。
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经筵之上，战火重燃，可怜的王夫之，被群殴得拙于应付，好在谢经纶传承的是李贽的学说，而李贽同样可算是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所以谢经纶一直站在王夫之一边，合力大战群纶；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排斥王夫之之学，象杨廷麟这样的官员，就认为他的治国理论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思想相符。
另外，在场之人，也不全是儒家，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傅青主，以及反对朱程理学的顾炎武等，都是各有论战。
经筵之上，论战之激烈，真个是令人动容。
秦牧看了心里非常感慨，若是徐光启未死，加上“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的他，一起进行辩论，那就更有看头了。
嗯，瞿式耜也是推崇西学的，他已经被王夫之说服归附大秦了。
看来行把瞿方耜这西学派系也请来论战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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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7章 自有主张
经筵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中午便告一段落，大家不可能饿着肚子争个三天三夜。何况儒、道、法之争千年未有定论，就算争个三天三夜，想一次争出结果也是不可能的。
秦牧主要是想通过经筵，引起各种思想的碰撞，引起各家的争鸣。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各种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最有希望挺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有王廷相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有何心隐提出的君臣应该是平等相待。
有钱一本提出的选举制。
有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有王夫之提出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徐光启提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
有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
这些思想的出现，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明代却不胜枚举。
秦牧要做的是，给予这些思想一个宽松的环境，别象满清那样，大搞文字狱。然后稍加引导，它们一定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来。
在回宫的车上，秦牧默默地思索着，明朝中晚期的这些思想，大多还处在萌芽阶段，还不足以作为治国的思想体系。
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治理起来，必须有一套系统的、完整思想体系，只有这样，大秦的政治构架才能保持稳定，各种政策才不会相互矛盾，甚至朝令夕改。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博大精深，或许从中足以寻到适合的治国之道。
柳如是在经筵上听了许多当世贤才的激烈讨论，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他悄悄看了看秦牧，发现他一直陷于沉思之中，似有所得。
她不敢打扰秦牧，也只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透过帘子，看到南京的街头，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继下旨让“行人靠右走”之后。秦牧又下旨在太医院下面成立了一个卫生防疫司，专司督查京城内外卫生防疫工作。
京城士民之家，一律实行门前卫生三包政策，谁家门前屋后的卫生不达标，卫生防疫司一次予以警告，二次严重警告，三次予以罚款，还要家主到防疫司学习三天防疫知识。
这条法令下达后，让整个南京城变得更加洁净。一尘不染，看着很舒服。
柳如是聪明机巧，从这些细微之处，她感觉皇帝是倾向于以法治国的。
先秦法令条文完备。据说那时连百姓随意在路上倒灰也要惩罚；
现在规定百姓门前卫生三包的政策，和先秦的律法如出一辙。
不过今上说这是因为防止出现前几年北京那样的大瘟疫。
有了这条理由，百姓不但不再抵触，执行起来还十分主动。连沟沟渠渠都清理得很干净，毕竟北京那场瘟疫确实太吓人了，谁都不希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