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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中的钱荒，女真统治者除了在铜钱和交钞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铸造金银币。

金银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国，女真贵族对于金银币始终有一种独特的钟爱。

在对辽朝和北宋的战争中，女真大小贵族和军功头目对金银的掠夺表现出了比铜钱更浓厚的兴趣。金军袭击辽帝斡鲁朵“应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将辽国百年寄存下来的金银，全部抢劫一空。金军攻破北宋开封，勒索金银，检阅府库“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金废伪齐，得府库中“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

通过战争掠夺只是金统治者聚集金银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两宋百年之间，共计向女真人输出岁币银达到1485万两。而大金本身对于金银矿的开采，也是国库中积累上千万两金银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与北宋矿业达到最兴盛的神宗时期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将产品分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买者获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还要优惠许多，二十税一，其余皆归矿业户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就是连二十税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彻底废除了金银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金朝的矿业生产特别是金银矿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原北宋实施矿产谨慎开发的河北河东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同时金的矿业生产以招募制和承买制为主，政府不进行过多干预，这也为金银的积累从制度上得到了保证。

经过战争掠夺、岁币和矿业开发的积累，金的府库积累了大量的金银。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库铜钱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折合铜钱5502万贯，多于同时期库存铜钱数量。在章宗时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这笔巨额白银，希望将其投入流通，以缓解钱荒。遂于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开铸银币，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与钱兼用，以代钞本”。

发行银币是金朝的一创举，不过由于它不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是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贬值阻滞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加之其问世后“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因此仅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罢铸，停止使用。

铜钱生产难以跟上紧急发展需要，铜矿稀少，铸钱成本重，加上纸币随意发行，币值混乱难定，铸造的银币又不能及时的流通和被市场需要，金朝本就破败的经济更加的迷乱，从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国势江河日下，日渐不复一日。

顾同把自己记忆中的关于大金铜钱和交钞的使用情况回忆了一遍，这才知道，这一次看似是因为世家叛乱而爆发的挤兑引来的钱荒，其实更可以看作是大金自章宗明昌四年之后，新的一场钱荒爆发的征兆。

而现在只是泰和元年，距离金章宗再次发行“泰和重宝”还有三年时间，可见，未来三年的时间内，钱荒将会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手中漫不要说白银，就连铜钱可能也不能得到，而白银、铜钱只会最大规模的向世家豪族、大商贾手中集中，如此一来，未来百姓生活无疑更加的困难。

顾同又接着想到即将在山东之地爆发起来的那场“红袄军”起义，心中忧虑不觉更盛。

“这个时代，可真是越加的混乱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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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关于经济的构想下

封建国家，皆是以铸钱为本，及至两宋、金元，才始发交子、交钞等等纸币，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因为产量更少、使用易磨损的情况，始终都没有在市场上真正的流动起来，而女真人发行银币的尝试在失败之后，及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朝代再尝试过铸造银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朝时期，因为海贸发展，从日本、东南亚地区白银大量涌入之后，才得以改变。明中后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流通于市场，清末，因为西方列强的侵入，可能也是为了和国际社会接轨，袁世凯铸造了真正意义上流通商品市场的袁大头，这一刻，白银作为法定货币才得以真正的流通。

可以这么说，中国货币史的发展，其实一点都不亚于民族史的发展，坎坷、波澜甚至壮阔。

有很多人都在货币上进行过创新，但是因为朝代更替、战乱、政府不懂得经济，以及封建国家自始至终的重农抑商行为，货币状况从来没有彻彻底底的好转过。

举凡两宋、辽夏金，通行于世的货币，始终是以铜钱作为主流。

但是因为国家没有统一，战乱的破坏，铜钱的铸造和流通始终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先去不说南宋和西夏，但就说顾同现在所身处的金朝，几代皇帝，都曾为钱币的发行、铸造、流通问题头痛过。

虽然朝廷也为此出台了令民可采矿、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