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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中接道：“病与身随，似敌似友，时进时退，是为伴，易坦然处之。”
我一下乐了，说：“得了，你俩别装大瓣蒜了。抬头看看我是谁，我是周汉呀”我以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听说我来了他们能高兴。但他俩却不惊不乍地只抬头看了我一眼，就继续低头下棋了。
油娃子走了一步棋后才问我：“汉娃子，你这次来是想长住还是想看看就走”
我说：“油娃子，这地方这么好你咋不早告诉我”
油娃子说：“好与坏全凭个人感受而定，说好未必真好，说不好未必不好。你决定来了吗”
我说：“看情况再说吧，我现在还定不下来。”
油娃子就说：“定与不定只一念之差。其实，定是不定之数，不定才是真正的定数。既然还没定下来，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黄振中也说：“对，去吧。去就是来，来就是去，来来去去，早早晚晚。”
我彻底蒙头了，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这个是油娃子，那个是黄振中，对呀，没错呀可说起话来咋就不像了呢
正在这时，开来了一辆大客车。他俩立刻放下手里的棋，相跟着上车去了。我这才明白，他们是在这儿等车呢。我赶紧追上去，扒住车门刚迈上去一条腿，就见油娃子堵在门口挡住我说：“汉娃子，你着什么急呀我看你还是先别去了，再等等吧。”说着伸手一推，就把我推下车了。
我呼悠一下就掉了下去，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似的，只觉得耳边的风呼呼直响，身体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正没着没落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子被什么东西托住了。我浑身一激灵，猛地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
2
我醒了。
准确地说，是我的意识苏醒了。但我的身体没醒。我不能动，不能睁眼，不能讲话，但我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知道。
我看见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个机器人似的身上安着许多管子和各种各样的导线。导线那头连接着一台机器，有一些绿色的曲线和数字在那上面闪动着，不停地变化着。隔一小会儿就有一个医生或护士走进来，煞有介事地对着那些曲线和数字观察一阵子。他们管这些东西叫做“生命指征”。
我觉得怪好笑的。生命，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是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法简化，没法抽象的东西。这些简单的线条和数字，这些干巴巴的没有生命力的符号，怎么可能为活生生的生命做指征呢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苏醒了，但我的那些指征就没发生一点变化，没有一个指征能说明我醒了。这就是说，他们以为通过这些线条和数字就可以观察到我的生命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一缕阳光舔着我的脸，小牛犊子似的，毛茸茸温吞吞的，舒服极了。
想起了刚才那个梦。刚才是做梦吗那么漂亮的一个好地方，那么真实的油娃子和黄振中，那么清楚的对话
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油娃子怎么会和黄振中呆在一起如果说我和黄振中是冤家的话，那油娃子和黄振中就应该算是仇家了。如果不是黄振中，油娃子就不能遭难。如果不是黄振中，我就不会做出对不起油娃子的事。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想到油娃子，什么时候心上就裂口，就淌血人是做不起亏心事的，做了亏心事一辈子不得安宁，我就是个例子。我知道，我即使做无数好事，也抵不过我对油娃子做的这一件亏心事。我知道，即使在所有人眼里我都是英雄，但在油娃子面前我也永远是个孬种。油娃子怎么怨恨我都认了，他该怨恨我。但他更该怨恨的还是黄振中。可是油娃子和黄振中看起来相处得还挺安逸的，咋一点也看不出油娃子怨恨他呢
记得油娃子遭难前曾说过一句狠话。油娃子说：“黄振中，你有种就把我的心挖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红是黑来世我油娃子登天入地也要挖出你的心看看，看你那个腔子里装的是不是驴粪蛋”
黄振中这小子也真有抻头，不管油娃子怎么骂，脸上就是不起波澜。从那以后，我们就都有点怵黄振中了。
黄振中读过两天私塾，比我们都有文化。长相也文气，黄白净子脸，长鼻、薄嘴、细眼。就是个头矮了点，说到我胳肢窝有点屈了他，说到我肩膀头又太抬举他，反正怎么颠倒也就是个小矬个儿。俗话说：十矬九精。黄振中可算得上是九精里的精子尖儿了。油娃子遭难后，就把黄振中提起来配给我当指导员。我从心眼里不愿跟他搭，就去找李冶夫要求换人。我说政委你哪怕给我配头猪我也认了，我就是不能跟这只九头鸟搭李冶夫毫不客气地回答我说，周汉我看你就是头猪。我把黄振中配给你，就是要把你那根从嘴巴直通屁眼的猪肠子别出弯弯来
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连里时，黄振中已经在连部等我了。
还没等我坐稳当，黄振中就掏出他的小本本说：“连长，有几个人的思想情况我得向你汇报汇报。”
我一下就炸了，我说：“黄振中，你爱上哪汇报上哪汇报，就是别在我眼皮子底下瞎搅和”
黄振中说：“连长，你冷静点。按组织原则，我有权利向你汇报。”
“我没法冷静”我朝他吼道，“你把油娃子都汇报到地底下去了，还觍着脸叫我冷静，我怎么能冷静得了”
黄振中说：“油娃子是杀害团长的凶手，是张国焘分子，是国民党特嫌，我汇报他是对革命负责，他现在的下场是罪有应得。”边说还边点着手里的小本本。
我一看他那个小本本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来扔出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黄振中不动声色地说：“连长，我提醒你，你应该站稳阶级立场”
我说：“滚你给我滚”
黄振中没动，细眼深深地瞄着我，声音不高但底气很足地叫道：“ 通信员。”
“到”
“把我的背包搬到连部来。”
“是”
就是从这天起，我和黄振中开始做搭档。中间虽然也分开过几次，但总是一不留神就又撞到一块了，死活就是躲不开。真是应了那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话，算起来，我们俩竟断断续续地搭档了二十多个年头。
平心而论，黄振中还是挺有点能水儿的。不管是当指导员、教导员，还是当政委，有他在一边政治着，这军事上就能省下不少心。比如，一打完仗我就可以把打扫战场的那些烂头事一古脑儿地推给他，他保证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