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白色婚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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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也就是何秋兰坠楼案发生的前一年，他从省厅退休，同年便被正宏地产聘为“高级安全顾问”。

正宏地产的人事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他的聘书复印件，聘书右下角盖着正宏地产的公章，董事长签名栏里签着顾正宏的名字。

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描述只有寥寥两行字——“负责集团及下属项目的安全事务协调，协助处理涉及公司经营的法律与行政事务。”

但孙建国的交代材料把这两行字翻译成了更直白的版本：负责在顾正宏出事的时候给老同事、老下属打电话，用昔日的情面和权威把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江若岚把侯振邦的照片从档案里抽出来仔细端详。

照片上的男人面容精明干练，眼神沉稳而锐利，和裴宗仁那种文质彬彬的法官气质截然不同。

他是那种在审讯室里坐了一辈子的老刑警，见过太多罪犯，也见过太多犯罪现场，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证据最关键、什么环节最容易被人忽视。

孙建国说他在电话里没有说任何一句直接施压的话，没有威胁，没有利诱，只是用那种老领导对老同事特有的、心照不宣的语气表达了“希望尽快出结论”。

这种语气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施压——它不需要说透，听话的人自然能听懂。

但江若岚也知道，单凭孙建国的口供还不足以对侯振邦采取强制措施。

孙建国说侯振邦打了电话，侯振邦如果矢口否认，那就是一对一的口供，没有第三方佐证，在法庭上站不住脚。

她需要更多的证据。

她翻开笔记本，在侯振邦的名字旁边写下两个问题——“何秋兰坠楼前和谁通话？”“阳台上那把倒下的塑料椅子是谁摆的？”

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何秋兰的死存在疑点，但要证明她是被顾正宏杀害的——或者至少证明顾正宏在案发后通过侯振邦对案件调查施加了不当影响——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她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在何秋生遗书的复印件前站住了。

那张被反复折叠、边角磨得起了毛边的纸上，何秋生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最后一段话——“我妹妹穿着红裙子站在我床边，嘴唇一张一合。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然后拿起座机拨通了陆铮的电话：

“老陆，我要去一趟看守所，见何秋生。另外，通知赵锐，让他带人去正宏地产，把顾正宏办公室里的全部资料——

纸质文件、电脑硬盘、合同档案，尤其是和侯振邦有关的任何东西，全部带回来。正宏地产的法务如果拦，就出示搜查令。搜查令我已经在省厅这边办好了，电子版马上发给你。”

何秋生被关在省城看守所的一间单人监室里。

江若岚在会见室里等他，隔着防爆玻璃，看到铁门打开，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中年男人慢慢走了进来。

他比江若岚想象中要矮一些，瘦一些，头发已经花白了，剪得很短，贴着头皮，额头上有一道新添的伤疤——那是被抓捕时被按在地上留下的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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