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结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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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李定国反复进谏。
李定国说得直白:“杀的人越多,愿意归我们的人越少,这片土地也没人耕种,我们从哪里取粮?”
张献忠不是不认可这个道理,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成熟的文官体系深入基层治理,不靠武力震慑,政令根本出不了县城。
这其中也是很多底层文官,都是在浑水摸鱼,没有多少真正给张献忠在办实事的。
对义子们的劝诫,张献忠表面听着,转头遇到叛乱,依旧优先派兵清剿。
时间推移,四子之间也产生矛盾。
李定国最坚定主张宽和治民,节制杀戮,收拢人心,积蓄力量。
爱惜兵力,不愿无休止和本地百姓死磕,也是四义子里最有长远眼光的。
但和张献忠之间,意见冲突越来越多。
孙可望功利务实,优先巩固地盘,愿意用怀柔手段争取士绅、土司,但是底线是服从大西统治。
可以谈安抚,但是如果反抗,也支持强硬镇压。
看重权力秩序,心中也有自己的打算。
刘文秀稳重,擅长山地作战,专心平定川南,服从军令,但是不喜欢过度株连。
艾能奇是主战派,性子刚烈,认为乱世只能靠武力,对那些反复叛乱的村寨没有耐心。
张献忠对四个义子信任,但也会制衡。
他不会把所有权力交给任何一人。
同时老营里跟着他转战多年的老牌将领,很多思维还停留在流寇时代,和李定国的安民思路格格不入。
这就导致李定国在大西过得并不怎么如意。
刚入成都时,张献忠是有坐天下的期许的,愿意尝试建立官府、治理地方。
经过大半年,遍地反抗、四面受敌、粮草困窘、北线苦战看不到尽头,挫败感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暴躁。
原本以为拿下成都,坐拥天府之国,就能从容和清廷、明廷分庭抗礼。
可现实给他狠狠一击,天府沃土,要是百姓不肯归附,到处都是敌人,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
张献忠开始变得更加多疑,疑心身边官吏、本地士绅通敌,侦缉的范围扩大,成都城内的氛围越来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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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明廷了。
这一年以来,朱慈烺安心搞发展,别的不收,单单是轻战野炮,就已经生产出两千余门。
配备的火炮营专职士卒,也已经超过两万余人。
在其他方面的兵力上,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兵力还是在三十万出头的样子。
因为不管怎么说,钱粮还是很有限度的,各处都需要发展投资,消耗也非常之大。
在没有把海上贸易彻底收归之前,不可能无限制的爆兵。
但这一年里,预备兵源的筹备,还是很有效果的,而且明廷在南方的统治力正在不断的拔高,尤其是朝廷信任度这块。
如今天下格局,但在明廷生活下的百姓,无疑是最为幸福的,甚至大部分的百姓,都感受不到乱世。
如果只是看眼前,那跟太平盛世没什么区别。
虽说朱慈烺一直会在邸报上发表,关于如今天下各地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很多文章,讲述满清,四川,甚至还会有李自成那些的一些情况介绍。
可看文章跟感受,那是两回事。
朱慈烺的一系列政策,保障了百姓的基础生活,尤其是在耕地则这块,严加管控,锦衣卫跟东厂主要就是打击土地兼并。
还有治安署对基层的不断渗透,皇权已经开始下乡。
每个乡村,哪怕是最小的乡村,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朝廷邸报宣读,讲解目前最新政策,让乡绅地主很难偷摸进行压榨。
明廷整体经济上也是逐渐拔高的,虽然没有说收掉郑芝龙的地盘,但不断开放的通商口岸,让全世界的白银,加速流入大明。
在台湾开府的郑芝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跟大明对着干的想法了。
更别说儿子郑森,已经完全成了大明的形状。
当然,最主要的是,如今郑森手里已经有了两万水师精锐,加上朱慈烺的支持,哪怕是郑芝龙内部自己这边,也已经有大量老牌将领投靠。
本身作为嫡长子,未来的继承人,就很有优势。
某种程度上,郑芝龙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遏制郑森的成长了。
如果双方真的爆发父子矛盾,郑芝龙赢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郑森有着监军的名义,加上福建地区不断增设的卫所,陆地上的比拼已经没有意义。
然后就是湖广地区。
左良玉本来还在慢慢洽谈,也有拖时间的想法,可突然一场病重,让其完全转变了想法。
感觉到身体状况已经不太行的左良玉,当即做出了决定,入京述职。
当左良玉抵达南京的时候,也就代表了湖广地区被大明彻底收复。
左良玉麾下那些降将,也没有办法抵抗。
他们完全无法对抗,大明跟左良玉之间的联合,仅仅只是五万卫所战兵进入湖广,就打消了他们全部的底气。
有些将领,还想进入四川投靠张献忠,但很可惜的是,重庆被曾英收复了。
这个事情确实狠狠震惊了一批人。
毕竟曾英只是个小武官,甚至没有多少名气,可突然就把重庆收复了。
初期曾英不主动硬撼大西主力,以小规模袭扰为主,截杀大西征粮队伍、哨探,联络川东各路自保寨堡,王祥等武装互为声援,逐步把涪州、忠州、綦江连成一片控制区。
大西此时重心放在成都、平定川西,只留偏师镇抚川东,兵力不足,给了曾英坐大空间。
张献忠察觉川东隐患,派刘文秀领兵东征,打算一举剿灭曾英、稳固重庆东线。
刘文秀轻敌,行军疏于警戒,曾英利用川东山地地形设伏,在多功城大败刘文秀部。
当初曾英能把张献忠遏制四个月,本事肯定是有的。
这就导致大西东线主力遭受重创,短时间无力再清剿川东,重庆外围的威慑力量被打掉,大量摇摆的川东乡堡正式倒向曾英。
刘文秀败走之后,重庆城内大西守军兵力单薄、士气动摇,外援断绝。
曾英借大胜之势,水陆并进压向重庆。
重庆三面环水、补给依赖水运,曾英水师封锁长江、嘉陵江江面,切断粮道,再配合陆路压迫。城内大西守将无力坚守,弃城而逃,曾英遂收复重庆。
拿下重庆后,曾英声势达到顶峰,以重庆为核心,控扼两江水道,名义上归属督师王应熊节制,但自主募兵、自筹粮饷,属于川东半独立的明军武装。
以重庆为屏障,向西直面大西政权,长期和大西在巴县、江津一线拉锯。
不过跟历史上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曾英,对于大明,尤其是监国太子,是很尊敬的。
因为现在大明的势力太强了,更别说左良玉都已经归顺了。
在占据重庆的第一时间,曾英就给朝廷上表,表达忠诚。
并且还请朝廷安排官员过来统治,表达自己的谦卑。
朱慈烺自然明白,曾英已经掌控了重庆,现在明廷还要消化湖广,不可能说强行去接管重庆。
遂下旨,封曾英为重庆总兵,挂靖夷将军印,加都督同知,充川东镇将,受督师王应熊节制。
除此之外,还送去了大量钱粮支持。
现在的曾英,可谓是年少成名,颇有霍去病的风范。
朝中有人把曾英比作霍去病,是好事。
朱慈烺也让人从邸报造势,向天下宣扬:太子治下,大明有才俊涌现,鼓舞各处义师。
同时抬高曾英名望,安抚川东各路堡主,告诉他们朝廷看重这份功劳。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大明邸报不仅在明廷这边流行,包括四川,满清,甚至是李自成甘肃那边,都有大量的传播。
朱慈烺的明廷邸报不只是刊登政令、科举、劝农,还专门刊载天下各方军情、满清动向、四川局势、李自成的消息,内容有吸引力。
同时南方经济回暖、通商畅通,民间流动活跃,才让邸报突破战线封锁,传到各大势力地盘。
朱慈烺的大明邸报,不只是给百姓看,也是向外传达一个信息。
大明正在恢复秩序、轻徭薄赋、打压土地兼并、火炮新军稳步成型,天下民心依旧在明;反观其余各方,或是劫掠征粮、或是高压控民、或是粮草困窘、内有矛盾。
朝廷不会公开派人武装押送邸报去敌境,但会放宽口岸、商路的流通尺度,默许邸报跟着商货外流。这是低成本的舆论手段,远比武攻更便宜。
乱世壁垒看似森严,但商路、流民、降人、信使从来没有彻底断绝。
福建、湖广商人往来川东,和曾英控制区、川南土司贸易;北方晋商、边商往返满清控制的华北,也会深入甘肃、陕北李自成辖区;郑芝龙体系下的海外通商网络,更是四通八达。
商人逐利,他们往返各地,身上夹带几份邸报毫无成本。一方面,他们自己需要看邸报判断天下大势,规避战乱风险;另一方面,邸报在外地是紧俏货,可以转手卖给当地官绅,甚至当做人情馈赠。
盐商这条线尤其关键,川东盐场连通湖广,正是邸报流入四川的大动脉。
士绅阶层本身就有互通书信、交游的习惯。四川、华北、甘肃的地主文人,很多家族亲友还在江南、湖广。江南寄信的时候,随手附上邸报是常态。
僧道、游方术士不受军管限制,穿行关卡更容易,也是很好的传递人。这些人识字,看懂之后,还会在本地圈子里转述、抄录,一份原件可以抄出十几份副本扩散。
满清、张献忠、李自成那边,上到王公将帅,下到地方士绅,也都愿意搜集、传阅邸报。
高层将帅更是把大明邸报当作重要情报来源。
李自成在甘肃、蒲津渡一带,人手紧张,向南、向东的耳目不足。
张献忠在四川,群山阻隔,很难摸清南京朝廷真实的发展速度、兵力、钱粮政策。
多尔衮在华北,虽然有大量密探,但密探回报容易有瞒报、夸大、片面的问题。
而明廷邸报,是出自明廷官方的稳定消息源。他们可以对照邸报,交叉印证自己探子的情报。
看朱慈烺宣传的火炮产量、新军建设、湖广收编、曾英收复重庆这类大事,判断明朝的增长速度、战略重心。
同时也能从邸报对己方的评述,反推明廷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打算从哪个方向动手。
所以多尔衮、张献忠、李自成,都会下令:但凡有江南邸报,优先送到主帅、谋臣手中,由范文程、宋献策、孙可望这类谋臣研读分析。
朱慈烺对这些不仅不管,还很乐意传播。
这就涉及到天命问题了。
天命是个很玄乎的说法,本质上就是人心所向。
不管怎么说,张献忠占据四川称帝也好,满清占据北方也罢,这天下正统,在所有人的心里,依旧还是大明。
四川、华北、甘肃的士绅,最怕押错宝。今天大西、满清、大顺掌地盘,明天说不定明军打过来。
邸报给他们展示了南方稳定的图景:减赋、抑制土地兼并、通商繁荣、百姓安稳。他们会私下传阅,暗自权衡,哪边更长久、更值得依附。
这也是朱慈烺舆论战真正发力的地方。
至于皇家内部这块。
现在的崇祯已经老实了。
没办法,首先是太子给的实在太多了,但户部这边统计,朝廷岁入已经超过两千万两的时候,崇祯所有的脾气都消散了。
历史上崇祯在位十七年,最大的枷锁就是财政枯竭。
加三饷、催饷、搜刮、裁驿,一切举措都是为了凑军饷;不断更换大臣、逼死将帅,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拿不出钱粮支撑战事。他无数次面对:有兵无饷、有警无银,看着天下糜烂,手里空空如也。
崇祯骨子里一直有一个执念,不是我治国不行,是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心里隐隐会设想:如果国库充盈,钱粮源源不断,我未必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现在他亲眼看见,自己当年拼尽全力、刮尽天下都凑不出来的数目,儿子朱慈烺只用一年多时间,就让朝廷岁入突破两千万两。
这个数字对别人只是一份户部文书,对崇祯是直击内心的重击。
过去他用来自我宽慰的借口,瞬间站不住脚了。
同样是这个大明,换了人主事,真的能弄到钱粮、稳住局面。
问题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自己过去的施政。
心气上,首先就垮了一大截。
当初崇祯或许还有想法、还有不甘,是因为局势未定。
不知道太子能不能稳住南方,不知道各路军阀、强藩会不会再起变数。
他还会观望,心里存着一丝大局未定,尚有变数的念想。
可随着几件大事出现。
海上贸易经济,兵力规模,左良玉献湖广,曾英收复重庆上表忠诚一系列事情后,这就意味着如今的太子,已经彻底掌控大局。
崇祯手里没有班底、没有兵马、没有外朝官员支持、没有钱粮。
是一个被供养起来的皇帝,所有的影响力,全靠太子愿意给他体面。
当然,最主要的是,崇祯手里还有皇帝的权力,能处理政务,不是那种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
或者说很多事情,崇祯都有参与其中,正是因为了解,才越发明白,现在的大明有多么强大。
一直都说明廷三十万精兵,实则兵力早已经超过了三十万。
朱慈烺不只是在经营内部,对外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没有太大的动静,也没有在邸报上进行大的宣传,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但崇祯知道。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于名义上的省份进行实控。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些地区,朝廷这边已经开始了卫所整治,官吏更换。
崇祯朝晚期,朝廷对它们早就只剩名义领有,政令只能抵达省城,广大府县、山区、土司地带,朝廷管不动。
现在朱慈烺做的事,核心一句话:换掉虚有其名的文官、重整烂透的卫所、把朝廷的基层秩序扎下去,把挂名省份变成朝廷可以稳定征粮、征兵、收税、调动人力的实控疆土。
这些省份在之前,卫所体系早已崩坏。
明末卫所制度在南方各省大半名存实亡。军户大量逃亡、屯田被军官、地方乡绅豪强私吞。在册军籍数字看着不少,但是无兵、无甲、无操练。卫所军官就是当地地主,吃空饷、霸占军田,朝廷调不动他们,打不了仗。遇到动乱,只能靠临时募兵。
官吏链条半瘫痪,很多地方官是遥控做官。
战乱阻隔、道路不通,很多州县缺官;勉强上任的官员,人手单薄,没有武力支撑,只能依附本地大族、土司,政令要看乡绅脸色。
朝廷的赋税经常收不上来,上缴北京的钱粮逐年缩水,很多时候只能象征性缴纳一点。
之前明廷主力集中在江北、南京周边,南方各省没有常驻的朝廷精锐。一旦出事,本地只能靠乡勇自保,朝廷远水解不了近渴。
商贸、矿产、田赋大量留在地方豪强、土司、海商手里。像福建的海外贸易、广东口岸商税、云南铜矿,收益大多被地方势力截留,很难流入朝廷国库。
这些地方,承认大明年号、用大明官印,但朝廷只有名分,没有治理权、兵权、财权。
朱慈烺统一推行的改造手段,六省同步推进,低调执行。
不是一刀切全部罢免。优先清查:勾结豪强兼并土地、偷税、包庇私兵的官员。
逐步换上由南京考核、受过新政培训的文官。
同时落实之前的制度,基层设宣讲、治安署分支,配合锦衣卫巡察,重点查土地兼并,民政权慢慢收回朝廷。
清查军田,清退被豪强侵占的屯田,还给卫所;清理空额,淘汰老弱、吃空饷的世袭军官;重新编组卫所兵,一部分转为地方守御兵,负责城防、维持地方治安;一部分挑选精壮,编入预备兵体系。
这批重整出来的卫所兵,计入地方镇戍序列,不纳入对外宣传那三十万精兵里面。
这就是账面数字和实际兵力悄悄拉开差距的根源,也是邸报不宣传的原因。
朱慈烺之所以刻意低调,不上邸报宣传,对外依旧宣称三十万大军。
首先是战略欺骗,避免多线刺激对手。
满清、张献忠、李自成现在都在盯着南京明军主力动向。一旦邸报大肆宣传六省全面增兵、实控西南,三家会立刻警觉,甚至出现合流对抗大明的倾向。悄悄消化南方各省,让对手的注意力集中在黄河、四川前线,对南方后方的变化反应迟钝。
这一批卫所兵,定位是地方守兵,不是远征主力。
各省重整卫所兵,任务是守土、维持治安、镇压地方叛乱、看管土司,不是北上入川决战。
士绅、土司、海商都很敏感。大肆宣扬,会刺激南方大族、土司抱团抗拒。悄无声息分批置换、逐步渗透,阻力小得多。
崇祯二十年,春季刚过。
明廷这边北伐的呼声就越来越高。
这次,朱慈烺就没有再端着了,而是在春尽大朝会上,正式确定发兵十万入四川,征讨张献忠。
这里是战兵十万,包括配属辅役、运夫、骡马辎重合计二十万众,以川东重庆为前进基地,向西征讨张献忠之大西政权。
此一番出兵,并非朝野热议的北伐,而是先定西南。
大军自湖广入川,水陆两道并进,长江主水道承载火炮、甲仗与粮草重资,陆路沿涪陵、南川古道铺开,和曾英所部重庆镇军会合。
曾英扼守重庆已有多时,控两江之险,熟知川中山川路径、乡堡向背,成为明军入川最好的向导与侧翼支撑。
在多功城一战击破刘文秀之后,川东本就已经动摇,大西在巴县、江津一线的据点本就局促,明军主力一至,压垮之势顷刻成型。
这支十万战兵,是朱慈烺经年打磨的精锐。
其中最为迥异于往日明军、也迥异于张献忠麾下闯营旧部之处,便是成建制的火器力量。
此前邸报之中虽有零星记载,外界多以为只是少量火炮充作声势,及至入川,才是真正让天下人明白,大明火器有多么威猛。
上千余门轻战野炮编入专门的火炮营,配套近万专职炮卒,火炮随营而行,不再是过去那种笨重难移、只能守在城头的红衣大炮。
川东、川南多河谷、隘口,本是大西军最擅长依托地势阻击的地形,以往官军入川,屡屡卡在险要关隘之下,被守军凭山放箭、滚木礌石杀伤。
而今明军遇关,先列炮阵,以连环炮火轰击寨墙、隘口工事,打散守军阵列。
大西军虽亦有缴获自明军的火器,数量稀少,炮手生疏,多是旧式鸟枪,无力和成型火炮营对轰。
大西军的战力根基,在于多年流动作战练就的步骑劲卒,善于近战搏杀。
可他们缺乏应对密集炮火的经验。隘口之上,壁垒还未稳住,弹丸已经接连轰入,队伍极易溃散。往日能够拖住官军数月的险关,往往数日便被攻破。火器撕开防线之后,明军步队结阵推进,长枪、鸟枪相间,稳步清剿残敌。
这套打法克制了张献忠惯用的诱敌、伏兵战术,大西军数次尝试设伏,都被前锋哨探配合火炮远程轰击提前压制,伏击难以奏效。
相比战场,人心向背带来的效果,甚至比火炮更为显著。
张献忠入川之后,为稳固统治、筹措军粮,推行严苛的征发之策,对不肯输粮、隐匿丁口的乡堡多有征伐,川中士绅、山民、地方武装积怨已久。
只是大西军力强盛之时,各路自保寨堡只能隐忍,彼此孤立,不敢公然举事。
曾英收复重庆、上表归明一事,早已借着邸报、商旅、流民传遍川中各处,人人知晓江南已经另成气象,太子治下轻赋安民,抑制豪强兼并,百姓得以安生。
待到明军大举入川的消息传开,又亲眼见到明军火炮强盛、军容严整,并无劫掠屠掠之举,川中反抗大西的各路势力,立刻纷纷响应。
那些散处在綦江、合江、泸州、叙永一带的乡团、土司、避乱扎寨的宗族武装,或是遣人赴明军大营纳款请降,或是自行举兵,袭杀本地大西守将,控制城池之后等候官军接管。
不少州县的大西守官、降兵,眼见外援断绝、火炮压境,知道抵抗无益,干脆开城出降。
于是自重庆向西,战局呈现出近乎平推的态势。
大西军只能收缩兵力,放弃外围州县,节节向成都方向后撤。
刘文秀、孙可望分兵在外,试图收拢溃散兵马,节节阻击,却顾此失彼:一处隘口刚布防妥当,侧面便有本地乡兵起事,切断粮道。
前方对阵明军主力,后方州县又接连归附大明。
大西军原本依靠就地征粮维持补给,州县望风而降之后,产粮区域大量落入明军之手,粮草供给迅速紧张,士气持续滑落。
张献忠本人在成都闻讯,才真正看清这一次明军全然不同。
从前官军是常常兵饷不足、军纪涣散,一路劫掠,川人即便厌恶张献忠,也不愿归顺官军;而朱慈烺此番出兵,预先定下军纪,民政官吏随大军跟进,城池收复之后,立刻清查户籍、安抚百姓,沿用南方已经成型的章程,减免短期赋税,宣讲朝廷政令。
这套办法,稳住了新收复地方的人心,使得大西很难再煽动百姓抗拒明军。
当然,所谓摧枯拉朽,并非毫无血战。
部分大西老营骨干,追随张献忠多年,知道一旦被俘断无生路,在少数险要城池拼死固守。
这些地方依旧要依靠火炮反复轰击,再以重兵强攻,会产生不小伤亡。
但这类据点只是孤立的孤岛,周遭州县尽数归附,得不到粮草和援兵,纵然拼死,也改变不了全局大势。
战局至此,四川的格局已经彻底翻转。张献忠原本以成都为核心,坐拥全川,如今疆土不断被压缩,东线屏障尽数崩塌,只能收拢残余主力,困守川西平原,要独自直面十万明军战兵的重压。
而明军依托源源不断从湖广、重庆转运而来的粮草军械,又有川中本土武装作为助力,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秋收之际,从大军出发,只是四个月的时间,大军就已经抵达成都城下。
这里关键是在于水路运输,大量的辎重都不需要民夫去扛。
内河漕运的运力优势极其夸张:一条中型漕船,载量可以达到五六十石乃至上百石,只需要寥寥几名水手操船。
换成陆路,运送同等物资,要几十上百名民夫、十几匹骡马。
湖广的粮食直接在荆州、宜昌装船,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到重庆,再转沱江,抵达内江、资中,贴近川西前线。不需要千里征发民夫进山运粮。
明军核心杀招是两千余门轻野炮、海量铅弹、火药。火炮本身沉重,火药又怕受潮、怕颠簸。陆路翻山搬运,炮架极易损坏,火药磕碰有爆燃风险,搬运速度极慢;走水路,炮架固定在船舱平稳运送,弹药装箱隔水防护,大批量同步输送成为可能。
从前是主力运输力量,数万民夫跟着大军长距离跋涉运粮运炮;
现在民夫只负责:码头和军营之间的短途倒运、陆路支线少量补给、抢修纤道、河道浅滩处拉纤。
民夫总需求大幅压缩,二十万人的大军里面,辅役很多不再是长途运夫,而是工兵、炮辅、营地杂役、斥候、留守兵。
当初张献忠打成都,用了二十五天,而今大明收复成都,只用了三天。
第一天抵达扎营,第二天整军,第三天上午攻城,下午城破。
上千门高精度火炮齐射的场面,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个时代,正常一场大战,一方能拉出七八门红衣大炮已经算得上重兵;能凑二三十门各式火炮,就是极其豪华的配置。
攻城战里,往往十多门炮轮流轰击城墙,打一整天,城墙未必能打出像样缺口。
上千门制式轻野炮,在成都城外同步列阵,集中对着城墙一段齐射。
这已经不是“更强一点的攻城火力”,是直接跳出了同时代所有人的战争认知。
是颠覆性的冲击。
第一声不是一串响声,而是一声融为一体、如山崩地裂的轰鸣。声音叠加共振,数里之内耳膜发疼,城头上的人会瞬间耳鸣,短暂失聪,耳边只剩嗡嗡的回响。成都城内屋瓦震颤,近炮阵的民房窗纸成片震裂。
炮口同时爆发大片橘红色火光,连成一条横跨郊野的火墙。
紧随火光之后,是海量灰白色硝烟猛地升腾而起,瞬间笼罩整片炮阵。硝烟翻滚向上,在成都东郊平原堆成巨大烟云,遮蔽日光,白日里天色骤然昏暗。要等一阵风吹过,烟尘散开,才能看清城墙方向。
烟尘漫天,不知道下一刻弹丸落在何处,砖石毫无征兆地炸开,身边同伴瞬间被碎石和铁弹击倒。
那是彻底的绝望,士气在火炮轰鸣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消失。
张献忠为了鼓舞士气,亲自登上城头督战。
然后就彻底尸骨全无。
张献忠本人就是大西政权唯一的精神支柱。
当张献忠就这么死了后,成都已经彻底失去抵抗。
加上本身就被围城,带来的结果是大面积投降。
自此,四川彻底收复。
而这一战,也是让天下震惊。
很多人认为,甚至包括李自成,多尔衮都觉得,大明去打张献忠,少说也会打上一两年。
李自成都已经在讨论,如果张献忠守备不利,是不是要发兵四川,支援张献忠。
毕竟李自成也不想四川被大明所占据。
多尔衮甚至都已经在准备兵力,从山东发兵,给明廷压力。
不过内部争论很大,因为明廷三十万兵力,这次只发兵十万,还有二十万兵力在江南。
而且十万兵力打张献忠,肯定不能快速拿下,这需要时间,他们时间还很充裕。
可谁也没有想法,十万战兵入四川,几乎没有遭遇过像样的抵抗。
或者说不是抵抗不激烈,而是在火炮轰鸣下,抵抗毫无意义可言。
甚至于摧枯拉朽的局势,让李自成跟多尔衮根本反应不过来。
因为唯独一座抵抗了三天的城池,只有成都,其他城池甚至都没有超过一天十二个时辰的抵抗时间。
简单来说,明廷大军,就是这么一路推过去了。
给所有人的感受就是,一夜之间,时代变了,火炮时代来临。
甘肃临近四川,当消息传来,李自成起初不相信,最后确定真实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始跑路。
北方去不了,那就向西跑,终归是有一条活路的。
没办法,大明太可怕了,这让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意志。
之前只是在邸报上看,总觉得有些夸大其实,可现在才发现,原来明廷不仅没有任何夸大,甚至还很谦虚。
那还打个卵呢。
李自成已经没有跟明廷打的想法了,最后裹挟了一部分民众,决定一路向西。
后来大明逐渐收复天下,李自成一直跑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掀起巨大波澜,毕竟这个时期的中东,还真很难对抗李自成。
十七世纪中叶,中东萨法维波斯正处在衰落阶段,刚和奥斯曼帝国长期鏖战,国力耗损严重。
奥斯曼土耳其的重心放在巴尔干、地中海,东部边境兵力空虚。
中亚是布哈拉、希瓦等乌兹别克汗国,都是分散的绿洲政权,城邦林立、没有统一的强大集权大军。
这些地方的军队,以骑兵为主,火器普及率很低,火炮稀少、质量粗劣,战术停留在传统游牧与封建部落作战模式。
他们没有见过李自成这支经历过中原大战、擅长流动作战、懂得构筑营垒、配备鸟枪、少量火炮,并且拥有一套成熟动员、攻坚、野战经验的队伍。
最主要的是中东东部、呼罗珊、河中地带,城邦、部落、小汗国犬牙交错。没有一个统一君主可以一纸命令集结全部力量。
丝绸之路的中亚,波斯段依旧繁华,商旅络绎不绝。李自成占据绿洲渡口、关隘之后,可以征收商税,获取金银、马匹、铁器、火药原料。
中原缺马、西域不缺马。中原长途运粮艰难,绿洲可以就地屯田。
李自成不再受困于当年黄河边缺粮的死局。只要拿下几处肥沃绿洲,就能稳住根基,慢慢恢复实力。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收复四川后,北伐呼声再次高涨。
朱慈烺果断下令,分兵五万镇守四川,另五万大军携带上千火炮,从湖广入陕西,入关中合兵,总计十万兵力,走太原方向,直指北京城。
朝廷这边这边,发兵五万,走海路,天津登陆,火炮五百门,直攻北京城。
另有五万战兵,十余万卫所兵,合计二十万兵力。
自江北入山东,一路向北京推进。
三路大军,号五十万大军,剑指满清。
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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