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何进（1/2）

东汉末年外戚何进生平考述

何进（？—189年），字遂高，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末年灵帝、少帝朝核心外戚，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慎侯。

他出身屠户之家，借外戚身份跻身朝堂，在黄巾之乱中执掌兵权，成为东汉末年权力格局的关键人物。

其主导的谋诛宦官之举与召董卓入京之策，直接引发了东汉王朝的崩塌与三国乱世的开启，堪称“乱天下者”与“帝国掘墓人”的双重象征。《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详细记载了其生平事迹，勾勒出一位在权力漩涡中挣扎、最终因决策失误而身败国亡的悲剧人物形象。

一、屠户发迹：外戚身份下的仕途进阶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成为政治常态，皇权旁落的格局为寒门子弟借外戚身份上位提供了特殊路径，何进的发迹便深深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

何进出身南阳宛县的屠户家庭，早年以宰猪贩肉为业，虽出身寒微，却“家资颇丰，好结交豪侠”，在地方积累了一定声望。彼时的东汉朝廷，选官制度虽以察举制为核心，但外戚裙带关系往往成为寒门入仕的捷径，何进的人生转折，便始于其异母妹的入宫受宠。

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载：“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进由是得进。”何进的异母妹何氏因貌美被选入宫，恰逢汉灵帝荒于朝政、沉迷声色之际，何氏凭借美貌与心计迅速获得宠幸。

光和三年（180年），何氏生下皇子刘辩，更是母凭子贵，被册封为皇后。何进作为“国舅”，借外戚身份得以举荐入仕，从宫廷侍从官郎中起步，开启了仕途攀升之路。

这一时期的东汉官场，外戚凭借皇后或太后的庇护，往往能快速跻身中枢，何进的晋升轨迹完全契合这一政治惯例——历任虎贲中郎将（宫廷卫队长官），负责灵帝近身护卫，后外任颍川太守，成为一方行政长官。

颍川郡地处中原腹地，是东汉士族聚居的核心区域，也是政治人才的摇篮。何进任颍川太守期间（约光和六年至中平元年），恰逢黄巾起义爆发前夜，地方社会矛盾尖锐。他“整顿地方治安，抓捕黄巾传教者数十人”，既展现了一定的治理能力，也为后续镇压黄巾起义积累了初步军功。

更重要的是，颍川作为士族聚集地，何进在此期间与袁绍等士族子弟建立了联系。当时隐居颍川的袁绍，出身汝南袁氏三公门阀，见何进虽出身寒微却手握地方实权，且有外戚身份加持，便主动登门拜访，两人“纵论天下大势，渐成盟友”，为日后的政治合作埋下伏笔。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张角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东汉朝廷面临空前危机，灵帝被迫启用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官员镇压叛乱，何进因外戚身份与地方治理功绩，被任命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五营士驻扎于都亭，修理器械，以保卫京师”。

此时的何进，已从地方太守跃升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成为东汉王朝的军事支柱之一。

他敏锐地察觉到黄巾起义军在京城的潜伏势力，及时破获了黄巾首领张角部下马元义在雒阳的起兵密谋，“诛元义，屠其众，死者千余人”，成功挫败了起义军内外夹击的图谋。凭借这一军功，何进被晋封慎侯，权势进一步巩固。

黄巾之乱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东汉的军事格局，也为何进扩充实力提供了契机。作为大将军，何进得以合法掌控京城防务与部分地方援军，他趁机将袁绍、曹操等士族子弟与军事人才纳入麾下，任命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初步构建了“外戚+士族”的权力联盟。

这一联盟的形成，既源于何进对士族力量的依赖——他需要借助汝南袁氏等门阀的声望巩固自身地位，也源于士族对宦官专权的不满——袁绍等人希望通过支持何进，打击宦官集团，恢复士族在朝堂的主导权。

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政治联盟，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日后的决策分歧埋下了隐患。

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朝廷面临的内外危机日益严重，“术士认为京师将受到兵灾，南北两宫会发生流血事件”。在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的建议下，何进上奏灵帝，请求“召集四方州郡兵，到平乐观前进行大阅兵，以化解血光之灾”。

这一建议看似荒诞，实则是何进借机扩充军权的策略。灵帝晚年对何进的权势有所忌惮，试图通过设立西园八校尉分其兵权，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规定“大将军亦须受西园军调度”。

何进借阅兵之机，不仅获得了率领四方军队的重任，还通过拉拢西园军中层校尉，分化了蹇硕的势力，“通过袁绍说服淳于琼、赵融等校尉唯大将军令是从”，同时从南阳老家招募“屠户、豪侠数千人”扩充大将军府私兵，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

从屠户到大将军，何进的发迹轨迹堪称东汉外戚政治的典型样本。他虽出身寒微，却凭借外戚身份与时代机遇，在短短数年间接连跃升，最终成为手握重兵、影响朝局的核心人物。

但这种“火箭式”的晋升，也使其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战略眼光，为其日后在权力博弈中的优柔寡断与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正如史家所评，何进的崛起“非因才德，实赖裙带”，这种先天的缺陷，在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将其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二、戚宦之争：权力漩涡中的生死博弈

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始终围绕外戚与宦官的权力斗争展开。灵帝晚年，随着皇权的衰落，这种斗争愈发激烈，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博弈。

何进作为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宦官集团的主要目标；而他对宦官专权的不满，以及士族集团的推动，使其最终走上了谋诛宦官的道路。

这场斗争不仅关乎何进个人的权势，更深刻影响了东汉王朝的命运。

灵帝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加剧了外戚与宦官的矛盾。何皇后所生的皇子刘辩，虽为长子，但“轻佻无威仪”，灵帝并不满意；

而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刘协，“素有贤名”，深得灵帝喜爱。灵帝欲废长立幼，却因外戚与士族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决断。

临终前，灵帝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使辅刘协”，并密令蹇硕除掉何进，以扫清立刘协为帝的障碍。蹇硕作为宦官集团的军事代表，“有武略，善统兵”，手握西园军兵权，成为何进最直接的威胁。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驾崩，戚宦之争骤然升级。蹇硕立即制定谋杀计划，“欲召进计事，因欲杀之”。

但何进在蹇硕司马潘隐的暗示下，察觉了阴谋，“称病不入”，成功躲过一劫。潘隐作为何进的同乡，暗中倒向外戚集团，其泄密行为反映了宦官集团内部的分裂。

何进趁机联合袁绍等士族力量，拥兵自重，迫使朝廷立刘辩为帝，是为汉少帝。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大权。至此，何进在立储之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外戚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

掌权后的何进，首要目标便是清除蹇硕及其代表的宦官势力。袁绍通过何进的亲信张津进言，建议“乘此时机，尽诛宦官，以除后患”，何进深以为然。

他深知“天下皆痛恨宦官”，且蹇硕的谋杀图谋已让双方彻底撕破脸，此时诛灭宦官，既能巩固自身权势，也能赢得士族与百姓的支持。

何进随即采取行动，一面“厚待袁家兄弟，引进逄纪、何颙、荀攸、郑泰等智谋之士作为智囊团”，强化自身决策层；一面暗中收集蹇硕的罪证，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手。

蹇硕察觉何进的意图后，试图联合其他宦官反击，“写信给赵忠、宋典等人商议，打算关闭宫门，下诏逮捕何进并立即诛杀”。

但宦官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中常侍郭胜因与何进同乡，且早年曾受何进恩惠，坚决反对蹇硕的计划，并将其书信交给何进。何进抓住这一机会，“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并处死”，顺利接管了蹇硕掌控的西园军，彻底消除了宦官集团的军事威胁。

诛杀蹇硕后，何进的权势进一步巩固，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整个宦官集团，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即将展开。

然而，何进的诛宦计划遭到了来自内部的阻力。何太后因“早年受十常侍庇护”，坚决反对诛杀宦官——当年何氏在宫中争宠，曾因“嫉妒害王美人”而触怒灵帝，险些被废，“赖宦官固请得免”，且何氏能顺利登上皇后之位，也离不开宦官集团的暗中支持。

何太后认为“宦官统领禁省，自古有之，不可尽诛”，仅同意惩治少数跋扈者。更令何进头疼的是，其弟何苗（亦异母异父）因“收受十常侍黄金千两”，多次劝说何进“宦官专权已久，根基深厚，不可尽诛，恐引发宫廷大乱”，主张与宦官和睦共处。

何苗作为车骑将军，手握部分兵权，其反对态度让何进犹豫不决。

何进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成为计划推进的最大障碍。他虽身居高位，却“性素优柔，缺乏决断”，面对太后的反对与弟弟的劝阻，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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