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董卓（2/2）

在生活上，董卓荒淫无度，奢靡腐化。他占据了长安城中的大量宫殿作为居所，将宫中的妃嫔、宫女悉数纳入自己的后宫，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甚至在前往郿坞时，也“载金、银、锦、绮、珍玩数千乘”，随行的姬妾、侍女不计其数。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与百姓的流离失所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董卓的统治并非一味残暴，也存在着些许复杂的政治举措。他曾试图拉拢士族阶层，除了平反党锢之外，还征召了不少名士为官，如任命蔡邕为侍中，对其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极为倚重；司徒桥玄、司空董卓先后辟蔡邕为僚属，展现了其对人才的一定重视。

此外，董卓还曾试图改革法律，修订《九章律》，试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但这些举措要么出于政治投机，要么因手段残暴而收效甚微，最终未能挽救其众叛亲离的命运。

关东联军虽然在军事上未能对董卓形成致命打击，但在政治上彻底孤立了董卓集团。联军发布檄文，历数董卓废立擅权焚烧宫室发掘陵寝残害百姓等罪状，号召天下共讨之。

董卓为报复关东诸侯，下令将袁绍、袁术等家族在洛阳的成员全部诛杀，死者五十余人，包括太傅袁隗在内的袁氏宗族无一幸免。

这种血腥的报复手段，不仅未能震慑诸侯，反而更加坚定了各地军阀反抗董卓的决心。此时的董卓集团，已成为天下公敌，其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四、凤仪之变：众叛亲离的末路悲歌

董卓的残暴统治与多疑性格，最终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司徒王允与中郎将吕布，成为了终结其生命的关键人物。

王允是东汉末年的名臣，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迁都长安后，他表面上对董卓曲意逢迎，实则暗中谋划诛杀董卓。

吕布则是董卓的义子，被任命为中郎将，封温侯，常亲随卓左右，负责保卫董卓的安全。但两人之间的矛盾，早已暗流涌动。

董卓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对待吕布也时常施以暴力。史载有一次，吕布因小事触怒董卓，董卓拔手戟掷之，吕布身手敏捷，侥幸躲过。

尽管事后董卓并未深究，吕布也顿首谢罪，但此事在吕布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更让吕布不安的是，他与董卓的一名侍女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王允得知这一情况后，抓住机会暗中联络吕布，劝说他诛杀董卓。王允对吕布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 这番话击中了吕布的要害，促使他下定决心背叛董卓。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汉献帝刘协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这是诛杀董卓的绝佳时机，王允与吕布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宫廷卫士，埋伏在北掖门内侧。董卓身穿朝服，乘坐马车入朝，沿途戒备森严，左侧步兵，右侧骑兵，吕布等在前后侍卫。

当董卓的马车行至北掖门时，李肃手持长戟突然冲出，直刺董卓。董卓身穿铁甲，长戟未能刺入，只伤了手臂，他跌下车来，惊慌失措地大喊：吕布何在？

此时吕布从怀中取出诏书，厉声说道：有诏讨贼臣！ 董卓这才明白自己遭到背叛，大骂道：庸狗，敢如是邪！ 吕布手持铁矛应声上前，将董卓刺死。主簿田仪及董卓的奴仆试图扑向董卓的尸体，也被吕布当场杀死。

随后，吕布宣读诏书，宣告董卓的罪行，诏讨卓耳，余皆不问。

长安城中的官兵与百姓闻讯后，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人们纷纷卖掉珠宝首饰、衣物，买酒买肉庆祝，街市拥挤得水泄不通。

董卓死后，其尸体被拖到长安市中示众。当时天气渐热，董卓体型肥胖，油脂从尸体中流出，浸染了地面。

看守尸体的官吏见状，便做了一个大灯捻，放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从晚上烧到天亮，一连烧了几天。受过董卓迫害的袁氏家族门生，将董卓的尸骨收拢起来，焚烧成灰，撒在大路上，以泄心头之恨。

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董璜以及留在郿坞的董氏家族老幼，也被部下全部诛杀，郿坞中囤积的巨额财富被瓜分一空。

然而，董卓之死并未终结乱世，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动荡。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樊稠等人率领凉州军余部驻扎在陕县，得知董卓被杀后，众人惶恐不安，一度打算解散军队逃亡。

此时，谋士贾诩劝阻道：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

李傕、郭汜等人采纳了贾诩的建议，率军反攻长安。

初平三年六月，李傕、郭汜的军队攻破长安，吕布战败出逃，王允被杀害，“吏民死者万余人”。

随后，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城中大肆劫掠，互相攻伐，将这座都城变成了战场。

汉献帝刘协沦为傀儡，先后被李傕、郭汜劫持，流离失所。关东联军也因董卓之死而解体，各地军阀不再以为名，转而相互攻伐，争夺地盘，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鼎立的前夜。

五、历史评说：乱世罪魁的多重镜像

董卓的一生，是功过交织的复杂存在，也是历史评价争议不断的焦点。在时人与后世史家的记载中，董卓的形象多以为主导，但也不乏客观辩证的评价。

汉献帝刘协曾评价董卓：“董卓逆乱，凶国害民”，这一评价代表了受害者的立场，也成为后世对董卓的基本定性。

刘备、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三国风云人物，均将董卓视为“无道逆臣”，认为其“废立天子，倾覆王室”，是酿成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

曹操的谋臣荀彧、荀攸叔侄评价董卓“暴虐至极，骄横残忍，没有亲信，虽然坐拥强兵，不过是匹夫而已”，精准指出了董卓残暴统治的本质与孤立无援的处境。

后世史家对董卓的批判更为严厉。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

南朝宋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进一步指出：

“董卓自窃权柄至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暴狠毒的本性，纵然是豺狼也不如。“

范晔在《后汉书·董卓传》中则写道：董卓初以虓虎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节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既批判了董卓的残暴，也承认其早期曾试图拉拢士族的政治手腕。

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董卓“专擅朝权，无故而废立皇帝，因此遭到世人攻击”，但也指出东汉末年的乱世根源在于帝国自身的腐朽，董卓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种观点跳出了道德批判的框架，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董卓的行为，认为其崛起是东汉边军系统性失控的必然结果。

客观而言，董卓的历史罪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废立天子，践踏皇权，破坏了东汉以来的政治伦理与统治秩序，开启了权臣擅政的恶劣先例；

其二，迁都焚城，发掘陵寝，不仅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更摧毁了东汉的经济文化中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文明损失；

其三，推行暴政，滥杀无辜，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使得天下分崩离析，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据史料记载，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约五千六百万，到三国鼎立初期仅剩下约一千一百万，这一巨大的人口损失，董卓之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同时也应看到，董卓并非天生的暴君。他早年在边疆战场浴血奋战，为保卫东汉疆域立下汗马功劳；他治军严明，体恤士卒，能够与将士同甘共苦；

在执政初期，他也曾试图平反党锢、拉拢士族，展现出一定的政治远见。其悲剧在于，当权力不受制约地膨胀时，人性中的贪婪与残暴被无限放大，最终沦为权力的奴隶。

董卓的崛起与覆灭，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历史规律。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士族与寒门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

董卓的出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便没有董卓，东汉王朝的崩溃与乱世的到来也难以避免，董卓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加速器而已。

董卓的一生，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之中权力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他从边疆健儿到乱世权臣，从军功赫赫到身败名裂，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唯有坚守道德底线，敬畏权力、约束权力，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董卓虽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他所引发的乱世记忆，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教训，却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