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虞翻（1/2）

三国虞翻评传：经学巨擘与乱世孤臣的一生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卒于东吴嘉禾二年（233年），是汉末三国时期集经学家、政治家、谋略家于一身的特殊人物。他出身会稽虞氏这一江东望族，其父虞歆曾任日南太守，家学渊源深厚。

在汉末乱世的裹挟中，虞翻先后侍奉王朗、孙策、孙权三位主公，凭借卓越的经学造诣与过人的智略跻身东吴核心圈层，却因刚直不阿的品性屡遭贬谪，最终流放交州十余年，老死于岭南。

《三国志》将其与陆绩、张温等江东名士同列一传，其生平不仅折射出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的剧烈冲突，更暗藏着江东大族与孙氏政权的微妙博弈。

早年际遇：儒门俊彦与乱世择主

会稽虞氏自东汉以来便是江东儒学世家，虞翻自幼受家学熏陶，“少好学，有高气”，尤其精研《周易》，年纪轻轻便在当地享有盛名。

东汉末年，朝廷纲纪松弛，地方州郡各自为政，会稽太守王朗素闻虞翻才名，辟其为功曹，掌管郡府文书与人事，这是虞翻仕途的开端。

王朗出身东海王氏，为当时着名经学家，与虞翻可谓志趣相投，虞翻在任上“奉法直道，不畏强御”，深得王朗信任。

初平三年（192年），孙策率部渡江南下，席卷江东，兵锋直指会稽。此时虞翻恰逢父丧，身着衰绖之服前往郡府，却得知王朗欲率军抵御孙策。

他当即脱去丧服入见王朗，直言劝谏：“孙策勇冠三军，所向披靡，府君若与之争锋，无异于以卵击石。会稽郡地势偏僻，难以固守，不如暂避其锋芒，待时局有变再图恢复。”

王朗素来以名士自居，耻于不战而退，拒绝了虞翻的建议，执意领兵迎击。结果正如虞翻所料，王朗军一触即溃，被迫弃城逃亡，渡海前往东部侯官县。

在乱世流离之中，虞翻展现出了过人的忠诚与胆识。他不顾家人安危，毅然追随王朗逃亡，一路悉心护卫。抵达侯官县时，县令闭门不纳，王朗陷入绝境。

虞翻挺身而出，前往城门晓以利害：“太守身遭败绩，投奔于此，实属无奈。将军若闭门不纳，既违背天下道义，又将招来孙策兵祸，望三思而后行。”

县令被其言辞打动，最终开门接纳了王朗一行。绝境之中，王朗深知虞翻家中尚有老母需要奉养，劝他：“卿有老母，可以还矣。”虞翻感念王朗知遇之恩，执意护送其抵达安全之地，方才辞别返回会稽。

此时江东已为孙策所据，孙策久闻虞翻之名，又知晓他在王朗麾下的表现，对其忠义与才干极为赏识。

他不仅没有因虞翻曾效力于敌对阵营而猜忌，反而亲自前往虞翻家中拜访，待以交友之礼，任命其为会稽功曹，重申“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的承诺——这句承诺与孙策收降太史慈时所言如出一辙，足见其对虞翻的重视。虞翻感其知遇之恩，遂决意辅佐孙策，为江东基业的稳固殚精竭虑。

担任功曹期间，虞翻多次犯颜直谏，展现出直言敢谏的品性。孙策喜好轻骑出游狩猎，常常不带随从，微服出行。虞翻劝谏道：“明府以乌合之众起家，统领散附之士，却能令众人效死力，即便汉高祖亦不及也。

然轻出微行，侍卫不及戒严，吏卒常为之担忧。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龙为鱼服则遭豫且之祸，白蛇妄行则遇刘邦之诛，愿明府稍加留意。”

孙策虽认可其言，却难改习性，只是回应：“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这份君臣间的坦诚，成为虞翻早期仕途的写照。

不久，虞翻调任富春县长。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江东局势骤然动荡。

当时各州县长吏皆欲前往吴郡奔丧，虞翻却力排众议：

“江东未定，山民多有奸变之心，若长吏远委城郭，必致不虞。”

他坚持留守富春，身着丧服在任上服丧，既尽君臣之礼，又保地方安定。各县官员纷纷效仿，使得江东各郡县保持稳定，成功挫败了孙暠趁机攻取会稽自立的图谋。此事充分展现了虞翻的政治远见与临危决断的能力，为孙权顺利接管江东政权奠定了基础。

孙策死后，东汉朝廷与曹操先后征召虞翻，朝廷任命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之职辟召，均被虞翻拒绝。

他在给少府孔融的书信中表明心志，称自己“久处偏郡，无由自达，蒙君恩顾，得以效命”，决意留在江东辅佐孙权。同时，他将自己潜心钻研的《易注》寄给孔融，孔融阅后盛赞：“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

会稽东部都尉张纮也在给孔融的信中为虞翻辩护：

“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这些评价既彰显了虞翻的经学造诣，也反映出他在当时士林中的声望。

佐吴建功：智略卓绝与屡献奇策

孙权统事之后，感念虞翻在孙策死后稳定地方的功绩，任命其为骑都尉，使其得以参与军国大事。

虞翻虽为文臣，却兼具谋略与胆识，在东吴数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屡献奇策，展现出非凡的智略。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吕蒙图谋袭取荆州，为麻痹关羽，特意称病返回建业。临行前，吕蒙以虞翻“通明医术”为由，请求其随军同行，实则是想借此次出征为虞翻创造立功机会，使其能够摆脱此前因直言获罪的困境。

虞翻深知吕蒙用意，欣然应允。同年十一月，吕蒙率军抵达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开城投降。正当吴军在城外沙丘上设宴庆祝时，虞翻却敏锐地察觉到危机，劝谏吕蒙：“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

吕蒙恍然大悟，立即下令全军入城，控制城门及府库等要害之地。果不其然，城中部分将领本欲设伏袭击吴军，因吕蒙及时入城而未能得逞，吴军得以顺利接管南郡。

关羽兵败被俘后，孙权对其生死犹豫不决，命虞翻以《周易》占卜。虞翻筮得《兑》下《坎》上的《节》卦，五爻变而为《临》卦，当即断言：“不出二日，关羽必断头矣。”

孙权起初尚有疑虑，结果两天后，关羽果然被潘璋部将马忠擒杀，正应了虞翻的占卜结果。孙权不禁赞叹：“卿虽不及伏羲，然可与东方朔比肩矣。”

这句评价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虞翻占卜之精准，而这种精准实则源于他对时局与人心的深刻洞察。

荆州之战后，虞翻因功受到孙权嘉奖，但他刚直不阿的品性并未改变，反而在朝堂之上愈发直言不讳。

魏将于禁被关羽俘虏后囚禁于南郡，孙权入荆州后将其释放，并待之以礼。一次，孙权骑马出行，让于禁与自己并马而行，虞翻见状当即厉声呵斥：“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说着便要举鞭抽打于禁，被孙权及时呵止。

后来，孙权在楼船之上设宴款待群臣，于禁听闻乐声后痛哭流涕，虞翻又直言不讳地讥讽：“汝欲以伪求免邪？”这番话令孙权颇为不悦，认为虞翻过于严苛，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所言并非无的放矢。

虞翻对不忠不义之人向来嗤之以鼻，除了于禁之外，降将麋芳也多次遭到他的斥责。一次，虞翻乘船出行，与麋芳的船只相遇。麋芳的随从仗着人多势众，高声呼喊：“避将军船！”虞翻当即厉声反驳：“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麋芳闻言羞愧不已，连忙关闭船窗，命人调转船头避让。另有一次，虞翻乘车经过麋芳的军营，营门军官为戏弄虞翻，故意关闭营门，不让其车马通过。虞翻怒而斥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

麋芳听闻后，深感羞愧，此后对虞翻愈发敬畏。虞翻的这些举动，看似过于偏激，实则是在维护江东政权的忠义价值观，只是其方式过于直接，未能顾及孙权的政治考量。

在日常朝堂议事中，虞翻也多次直言进谏，即便面对孙权的权威也毫不退让。孙权曾与张昭等大臣讨论神仙之事，众人皆迎合孙权之意，大谈神仙传说。唯独虞翻直言不讳，指着张昭等人说：

“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这番话直接戳破了孙权的幻想，令孙权极为难堪。孙权虽表面未发作，但心中对虞翻的不满已日渐累积。

除了军事谋略之外，虞翻在外交与政治决策上也展现出独到的见解。黄武七年（228年），辽东公孙渊派遣使节前往东吴，意图与孙权结盟。嘉禾元年（232年），孙权决定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领船队从海路前往辽东，向公孙渊求购战马。虞翻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认为“辽东路远，海道艰险，派人求马无益，徒耗人力财力”。他深知孙权此时已对自己心存不满，直接进谏恐遭斥责，于是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代为转达劝谏之意，但吕岱畏惧孙权威势，不敢代为传话。虞翻的担忧最终不幸言中，周贺等人的船队在返回途中遭遇风暴，又遭到曹魏将领田豫的伏击，全军覆没，战马未得一匹，反而损失了大量将士与物资。

虞翻在东吴的功绩不仅体现在军事与政治上，其经学造诣也为东吴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潜心治学，尤其在《周易》研究方面成就卓着。虞翻的易学源于家传，其高祖虞光、曾祖虞成、祖父虞凤、父亲虞歆均为易学名家，世代相传京氏易学。

虞翻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着成《易注》九卷（一说十卷），对《周易》的卦象、爻辞作出了独特阐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虞氏易学体系。此外，他还为《老子》《论语》《国语》《太玄经》《孝经》《周易参同契》等典籍作注，着作颇丰。

可惜的是，这些着作大多在后世散佚，现存虞氏易注主要见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后人如清人惠栋、张惠言等均对其易学思想多有阐发，足见其学术影响之深远。

获罪流放：直道不容与交州讲学

虞翻的才华与功绩虽为东吴所倚重，但他“性疏直，数犯颜谏争”的品性，却与孙权的猜忌之心及东吴朝堂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孙权自赤壁之战后地位日渐稳固，尤其是在称帝之后，对臣下的直言进谏愈发难以容忍，而虞翻的屡次“犯颜”，最终触怒了孙权，导致了他的流放之祸。

虞翻获罪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宫廷酒宴。孙权称吴王之后，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酒至酣处，孙权亲自起身向群臣劝酒。当轮到虞翻时，虞翻却趴在地上假装醉酒，拒不接杯。孙权刚转身离开，虞翻便立即起身坐好，神色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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