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章 铁屋呐喊|鲁迅的笔锋与民族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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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医从文救不了中国人?一支笔骂遍半个民国,为何鲁迅的呐喊,过了百年依旧振聋发聩?”
天幕镜头先落进绍兴周家老宅的深巷,少年周树人背着布包,日日往返于当铺与药铺之间。
当铺的柜台比他整个人还高,他踮着脚递进去母亲的首饰、父亲的旧物,换来几串铜钱,再转身跑进药铺,抓回治不好父亲痨病的苦药。
店伙计的冷眼、乡邻的闲言,家道中落的世态炎凉,他十几岁就尝了个遍。
他不愿走科举八股的老路,抱着“学医救国人”的念头东渡日本,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解剖课上,他是全班唯一的中国学生,成绩堪堪及格,就引来日本同学的猜忌——弱国的人,怎么可能凭真本事考出及格分?
匿名信塞进他的抽屉,黑板上画着圈的“漏”字,像一根细针,扎在他的民族自尊上。
真正击碎他学医信念的,是那堂细菌课的幻灯片。
日俄战争的纪实画面打在白布上:
一个中国人替俄国人做探子,被日军绑在柱子上枪决,周围围着一群同样体格健壮的中国人,个个伸长脖子,神情麻木又兴奋,像看杀猪宰羊一样赏鉴同胞的死状。
教室里的日本学生齐声欢呼“万岁”,刺耳的喊声里,鲁迅如遭雷击,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冻住。
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手术刀能治好身体的病痛,却医不醒精神的麻木;再健壮的体格,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天刚亮,他就去辞别藤野先生,放下了解剖刀,拿起了笔杆。
藤野先生送他的照片,他后来一直挂在书桌对面,“惜别”二字,成了他从文路上最温柔的底色。
1917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绍兴会馆的老槐树下,鲁迅日日抄古碑打发日子。
他陷入长久的彷徨:一间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面熟睡的人不久就要闷死,从昏睡入死灭,并不觉痛苦;
若是大声嚷起来,惊醒了少数清醒的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到底算不算对得起他们?
直到钱玄同推门来访,拍着他的古碑稿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两人有了那段刻进文学史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就是这一句“希望”,让他终于提笔。
以“鲁迅”为笔名,写下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新青年》四月号一经刊出,平地炸响惊雷。
两千年来被奉为圭臬的封建礼教,第一次被人用最直白的文字戳破了“吃人”的本质;
沿用了千年的文言体系,被鲜活锋利的白话文彻底撕开一道口子。
守旧老儒气得拍桌子骂“离经叛道”,青年学生却连夜抄录传阅,像捧着一团火。
随后《孔乙己》《药》《阿Q正传》接连问世:
咸亨酒店里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孔乙己,一句“窃书不能算偷”,道尽了落魄读书人的迂酸与悲凉;
华老栓攒了半辈子的钱,买来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以为能治好儿子的病,愚昧背后是底层人无处求生的绝望;
阿Q挨了打就默念“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里藏着每个国人骨子里的劣根性。
有人看了拍案叫绝,有人看了如坐针毡,总觉得书里写的那个麻木、虚荣、自欺的人,就是自己。
世人只知他笔锋如刀,却少有人见他的温柔:
北大校徽是他亲手设计,简洁篆体“北大”二字,三个人形并肩而立,寓意三人成众、兼容并包,沿用百年;
青年学生来信求教,他哪怕熬到后半夜也要亲笔回信,一字一句改稿子;
萧红初到上海举目无亲,他亲自帮着找住处、推荐出版社,连她穿的衣服不好看、配什么围巾合适,都细细叮嘱;
深夜有来访的青年靴子破了,他悄悄拿过针线,蹲在地上替人补好;
儿子周海婴爱吃沙琪玛,他总藏在抽屉里,孩子闹的时候就拿出来分一块,自己舍不得多吃一口;
书桌上养着一只小壁虎,他说能吃蚊子,每日看着它爬,也算枯燥写作里的一点乐趣。
北洋政府的通缉令、保守文人的围攻谩骂、新文化阵营的分裂散去,鲁迅始终孤身一人,像举着长矛的战士,在漫漫长夜里荷戟独彷徨。
从北京到厦门,从广州到上海,他一路辗转躲避迫害,笔锋却从未软过半分。
和梁实秋论战“文学的阶级性”,他一句“资本家的乏走狗”,犀利到对方跳脚;
和新月派辩“硬译”与文化主权,寸步不让,宁肯文字晦涩些,也不肯丢了文化底线。
当局把他的文章列为禁书,报馆不敢登,书店不敢印,他就换着笔名接着写。前前后后用了一百四十多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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