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算盘与红线(1/2)
新历11年,10月8日,圣辉城政务院大礼堂。
礼堂里坐满了人。
不是官员,不是军人,是商人。
两千三百个,从卡莫纳的十一个省份赶来。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西装,有的穿着打着补丁的粗布棉袄,有的干脆穿着工装——刚从矿上下来,指甲缝里还嵌着煤灰。他们挤在长条椅上,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整个礼堂像个巨大的蜂箱,嗡嗡嗡响个不停。
台上,雷诺伊尔站在简陋的木讲台后面,面前摆着一杯水。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灰便装,领口磨出了毛边,和台下那些西装革履的比起来,寒酸得像个跑堂的。
但他一开口,礼堂就安静了。
“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开会。”
他顿了顿。
“是分钱。”
台下嗡的一声,又炸开了。
雷诺伊尔抬起手,压了压。
“先别高兴。这钱,不是白给的。”
他示意工作人员拉开背后的幕布。巨大的黑板上,用白粉笔画着几根线条——简单得像个小孩的涂鸦,但在场所有人都看懂了。
那是卡莫纳的轮廓。
“十一个省,两亿人,五十六万亿国库结余。”雷诺伊尔指着黑板,“钱放在库里,是死的。拿出来用,才是活的。”
他转身,面向台下。
“所以,我决定做几件事。”
“第一件,建立股票制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一张巴掌大的、花花绿绿的票据。
“这叫股票。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把钱给我,我给一张纸。这张纸证明,某个工厂、某个矿山、某个公司,有一部分是你们的。”
台下有人喊:“那纸能当饭吃吗?”
雷诺伊尔笑了:“不能。但这张纸能生钱。工厂赚钱了,按比例分给你们。工厂亏了,这张纸就贬值。”
又有人喊:“那我们凭什么信你?”
雷诺伊尔看着他,慢慢说:
“凭我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东西——一个存折,翻开,展示给所有人看。
“这是我五年的工资,加上张天卿主席留给我的遗产,总共四十七万。我全买了第一支股票——矿星城钢铁厂的。”
他把存折放回口袋。
“赔了,我跟你们一起赔。”
礼堂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稀稀落落的,但越来越密。
雷诺伊尔等掌声停了,继续说:
“第二件,建立国企。”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国企。
“什么叫国企?共和国所有的企业。赚的钱,归国家。国家的钱,怎么用?修路,建学校,养军队,给老百姓发救济。”
他顿了顿。
“但不是所有企业都归国家。矿、铁路、港口、大型机械厂——这些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国家要控股。其他的,你们自己干。”
他指向台下。
“你们开作坊,开商店,开运输队,开什么都行。赚了钱,交税。交完税,剩下的都是你们的。”
有人举手:“那国家怎么保证不抢我们的?”
雷诺伊尔看着他。
“法律。”
他从讲台
“《共和国私有财产保护法》。刚印的,第一版。里面写得很清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要征用,必须按市价补偿。谁敢抢,谁坐牢。”
他把小册子放在讲台上。
“这本,你们可以带走。回去找识字的人读给全村听。谁不信,随时来圣辉城找我。”
台下一片寂静。
然后,有人站起来,冲着雷诺伊尔鞠了一躬。
是那个指甲缝里嵌着煤灰的矿工。
“主席,”他说,声音有点抖,“我信。”
他坐下。
旁边的人拍拍他的肩膀。
雷诺伊尔点点头,继续说:
“第三件,开放资源。”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煤炭、铁矿、森林、渔场、土地。
“以前,这些东西归国家管。国家管不过来,很多就荒着、烂着。”
他放下粉笔。
“现在,放开。谁有本事,谁去开。但有两个条件。”
他竖起两根手指。
“第一,交税。按产量交,按利润交。别想偷,税务局的账本比你们的算盘还快。”
“第二,守规矩。矿山要安全,森林要补种,渔场不能绝户。谁敢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罚得他倾家荡产。”
他放下手。
“资源是老天爷给的,但不是只给你们这一代人用的。后面还有子子孙孙。你们把东西糟蹋光了,让他们喝西北风?”
台下有人笑,有人点头,有人低头记笔记。
“第四件,调整区域经济。”
他指向黑板上的卡莫纳轮廓。
“东部沿海,搞贸易、造船、渔业。西部高原,搞畜牧、药材、矿产。北部平原,搞粮食、纺织、机械。南部……”他顿了顿,“南部还没回来,但先规划着。等回来了,搞热带农业、港口贸易、旅游。”
他转身,面对台下。
“什么意思?就是别的地方能赚的钱,你们这边不一定能赚。你们这边能赚的,别的地方也抢不走。各干各的,别瞎掺和。”
有人举手:“那要是我们想干别的呢?”
雷诺伊尔看着他:“干啊。没人拦你。但你要想清楚,你的地方适合干什么。东部的渔民跑去西部放羊,能放好吗?西部的牧民跑去东部打鱼,能打到吗?”
那人想了想,坐下。
雷诺伊尔等了几秒,见没人再举手,继续说:
“第五件。”
他顿了顿。
“关于公务员的。”
台下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以前,有些干部,吃着国家的饭,还想着发自己的财。手里有点权,就跟商人勾肩搭背,批条子,走后门,拿回扣。”
他扫视着台下那些商人的脸。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干过这种事。给干部塞钱,换点便利。不塞钱就办不成事,塞了钱什么事都能办。”
有人低下头。
有人不自在地挪了挪屁股。
雷诺伊尔没有点名,只是继续说:
“从今天起,这种事,彻底禁止。”
他从讲台下拿出另一份文件,翻开。
“第一,公务员不许参与任何财物往来。不许入股,不许分红,不许收礼,不许向商人借钱。发现一个,开除一个,移送司法。”
“第二,公务员不许和商人搞‘合作’。什么叫合作?就是你出权,他出钱,一起发财。这种事,一律按贪污受贿论处。”
“第三,”他合上文件,抬起头,“公务员可以谈合作。但必须是公事。比如,某个项目需要商人投资,某个工厂需要商人承包,那就公开谈,签合同,走流程。谈完之后,商人可以赚钱,国家可以收税,公务员该干嘛干嘛,不许从中捞一分。”
他看着台下那些商人。
“你们也一样。以后,谁再给干部塞钱,谁就是行贿。行贿和受贿,同罪。抓到一个,关一个。”
台下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雷诺伊尔把文件放回讲台。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这样搞,生意还怎么做?以前塞点钱就能搞定的事,现在要跑手续,要等审批,要公开招标,多麻烦。”
他顿了顿。
“但你们想过没有——以前那种做法,赚的钱,有多少是真正落进你们口袋的?有多少被中间人抽走了?有多少要用来打点这个那个,最后算下来,还不如老老实实交税?”
他指着自己。
“我是主席。但我穷得存折里就四十七万。为什么?因为我没渠道捞钱。我穷,但我晚上睡得着觉。你们那些给干部塞钱的,晚上睡得着吗?不怕半夜有人敲门?”
台下,有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西装的中年人。
他站起来,冲雷诺伊尔拱了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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