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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