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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的品质、价格、服务取胜，而是致力于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人们担心的是，在尚未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之时，高利益化的权力寻租场里，商业贿赂的各种“收买”依然会暗流不断。治理商业贿赂，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收买”之害，更要有刚性的制度来遏制“收买”之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隐形“利益圈”的商业贿赂。

一个独立于社会其他群体的隐形“利益圈”，只要这个“利益圈”不出现人为的缺口，作为“圈”中人的腐败行为就不为人知。这也许是许多收受商业贿赂的人能够多年“保平安”的关键所在。

“利益圈”已经存在多年，这个“利益圈”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利益。只要“圈”内人不说，“圈”外人永远看不清，“圈”中人的所作所为，正是利益关联，使得罪行得以“隐形”。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商业贿赂案件当事人都处于一个隐形的“利益圈”中，而外部的人又很难看清“圈”内的事情，因此许多商业贿赂当事人都能够“安全”多年。这类“利益圈”的存在，对反商业贿赂斗争是严峻的考验。

一件件“隐形”在各个领域、行业、部门的商业贿赂犯罪提醒监管部门，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用“阳光”驱逐“暗箱”，主动发现各式“利益圈”的存在，并调整、重组其利益格局，才能在一些固有“利益圈”上打开缺口，让“隐形”在其中的利益主体逐一现身，使商业贿赂无处遁形。

在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权力与五花八门、或多或少的钱物之间，有一只魔手清晰地画下了一道等号。这只魔手，有人认为是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有人认为是封建腐败力量的残余，有人认为是人们精神世界中未消除的劣根性。这就是贿赂机制。

由于市场与行政的双向渗透，逐渐使市场与行政作用在某些场合让位于贿赂机制。没有贿赂，诸多微观经济运行就难以启动和运转。不仅地位特权转化为商品货币，而且职业特权也大量成为贿赂交易的对象，经济机制转换阻滞下的僵持，为贿赂机制的生存和运行提供了良好的作用环境。贿赂机制作为一种无组织力量，既侵蚀了经济生活，也毒化了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是深化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

经济生活中价格不僵死，本来是一条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引入的规律。供求矛盾也可以多多少少地改变商品本身的价格。但在中国，却渗入了另一种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行政的权力。

经过几十年的集权经济体制，中国的各级行政权力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对经济生活的支配。这使得权力在最初和理论上虽然是无价的，但它在掌握经济的过程中却创造了空前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配上的畸轻畸重的结果。

权柄既然如此之重，那么花一点钱作为感情投资、“面子”的本钱又有谁能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呢如此之重的权柄，在一部分掌权人的精神境界尚未达到“保险箱”的高度，而社会监督机制尚不能开展有效的限制和约束的条件下，常常成为某些人滋生贪欲的温床。与权权交换相比，权与钱的交换就更显出了鄙琐、无靠、低挡次的特征。可是在现实中，不正是无权无势者要以钱作为武器打开一扇扇锁着的大门吗

权力在谁的手上这在每一个工厂都引起关注、猜测、调查和分析。接着而来的是下功夫。相当多的功夫是往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人士身上使。当然不仅仅是那些中层的实力派官员，只要有可能，还要争取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提高知名度。

一方面，各种超经济特权侵入市场，行政权力商品化、货币化无论你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间导致如此的结果。

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原则侵入了非市场领域，市场内外的“直接挂钩”，编织起各种以权谋私、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使得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亦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行贿、受贿、索贿等腐败行为的大量滋长和蔓延。

“关系”竟成了“第一生产力”

商业贿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这些“潜规则”理论化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关系”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但是，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可以随意介入市场，让活跃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能不对其保持敬畏。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选择“入乡随俗”几乎已成为业内的“行规”，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利益。一些在华外企行贿手段之隐蔽，花样之繁多，让人始料未及。跨国公司的钱当然不会白出，他们换取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投资”。官员拿什么来回报跨国公司呢当然是权力，通过权力之手，为跨国公司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特殊服务、特殊关照。

只有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政府官员的权力，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让“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不攻自破，才能断绝跨国公司的非分之想。

可以参考官与腐败中的关于期权化腐败

174 关于产权改革问题

产权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其本质意义就是效率，当把国有资产定义为国有产权时，效率就成了它存在的唯一标准。当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亏损时，如果它仍然要保持自己是一种产权而不是职工实物形式的养老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种是委托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被人们称为“委派”；二是把它卖掉，阻止资产的无效损失，被人们称为“卖派”。二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国有资产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的对立。但是，两者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卖派”的最不现实和荒谬之处在于，在中国，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卖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买家”，因为国有资产主体的缺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不是真正的“卖家”，而任何老百姓甚至私营企业主都不可能有巨大的现金买得起国有资产，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产权市场，“卖”只是一种文明的谎话，本质上是一种“私分”。“卖派”知道自己在玩一个大骗局，于是就冠以“培育资本市场”、“向前看”、“改革闯关”等美妙词语，用“美丽的谎话”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如果卖了以后，资产的效率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卖派”的 谎话也是有用的谎话，“卖派”就具有了合理性。

“委派”不存在“私分”的罪名，把希望建立在职业经理人身上。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委派”的“药方”，也感到象空中楼阁。因为，一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能当好一个委托人吗谁能保证他们不怀有私利而任人唯亲二是即使政府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