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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中国第一次就民主政治现状作出总结性发言,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的民主成果,而且标志着:民主,已经成为执政者高度重视和自觉追求的执政理念。
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一是民族;二是民主。前者是要摆脱任人欺辱的命运,解除外来列强对于中国国家所有权的控制;后者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解除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对于国家权力所有权的控制。
首先,民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而通过民主机制维护社会公正,恰恰是消除这类社会裂痕的必由之路。如果排斥民主,贫富差距将演变成政治等级制,经济不平等就会延伸成政治不平等,其结果必然是将已有的社会矛盾推向一个危险的极端。
其次,民主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尽管民主也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之类的负效应,但从人类历史上看,“少数人暴政”远比“多数人暴政”多得多。民主政治正是在克服“少数人暴政”的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现代国家,实际上都应该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三位一体的社会,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只能诞生于民主基础之上,而法治框架下打造的人权保障机制,也能有效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是一切公民权利之源。公民权利表现为生存权、经济权、文化权、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对于公民而言,生存权等等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只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才是最基础的人权,其实质就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生发、推导出各项人权,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其他的什么社会、经济、文化权利都只能是空谈。从历史的经验看,人权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民主打造的模具。正是民主制度的确立,才让广大人民有了各项公民权利。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中国是精英政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社会不是被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区隔的社会,政体也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为基础的政体。无论中国革命或作为其产物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没能割断中国历史,也不可能割断。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阶级或者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政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的西方“议会政党”,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工具。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不是以社会集团分裂为基础的“多数决”机制,不是以党派自由竟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反对革命者被驱逐出“人民”的范畴。对第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以分权制衡来限制代议机构的权力拒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中国共产党设计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彻底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宪法“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源。这个制度拒绝分权制衡,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分工不分权”。这种民主制度还有一个粗壮的经济指柱: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民主程度更高,却也成为“党之治”的经常,中共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共产党当然拥有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一切权力”。又由于共产党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一切权力”也就被集中到了党的最高核心机构。因此在制度上,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导致了国家由共产党直接治理,这就是许多人感到中国不是“民主”,而是“党主”的原因。
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一旦共产党退还了,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随着退还。如果这种退还再伴随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会遭遇极大危险。
所谓的“革命”,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新一轮权力分配,是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造成的痛苦却要老百姓去承担。
民主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四大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选举民主与政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还;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内含一个铁三角,即政客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政客必须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引诱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为此需要尽可能多的金钱;总有金主向政客提供金钱,以求借助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本;胜选后,政客要以公权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还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 “相对多数”与全民的“公意”未必一致;金主的私利不仅与“公意”不一致,与支持政客的选民的利益也未必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上台,也因腐败而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
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接选举,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即成熟的公务员系统,并实行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当违法行政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才可能真正依法行政,政府官员才会小心翼翼,政府也才能拥有“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门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法治建设上来,把遵纪守法作为党政干部评估体系的核心标准。也就是说,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
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就产生了利用政治权力发财富,甚至达到暴富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相对剥夺感”增加,为产生社会骚乱性事件培育了社会情绪。
一个社会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不能由它所产生的满足程度或者挫折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特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