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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极少数干部搞腐败从根本上看，是由于放松思想改造；二是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时期，由于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使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这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客观原因；三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监督工作不得力。

级别总是与权力相对称，也就是说“成正比”，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权力大小的不同，有时也决定着犯罪或者说腐败的方式、方法的不同，而方式、方法的不同，又决定着风险的大小。贪污的高风险是明摆着的，因为“有帐可查”；受贿的低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何选择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权力的大小为转移的。村官乡官、会计出纳多以贪污为手段，因为他们的权力有限，只能铤而走险，选择贪污这种容易暴露的犯罪方式；而一些厅长、局长、省长、市长的犯罪则多以受贿为手段。

其实这依然是制度之痛，是权力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导致的权力腐败。且不说竭制腐败之根本制度远未完善，就是已有的“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经商”的规定，看起来也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可以分门别类，划分出种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从规模上看，有小腐败与大腐败之分，从心理支配的角度看，有被动腐败与主动腐败之别；有个人腐败与集体腐败之差。

所谓被动腐败，就是你不想腐败，可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不得不随波逐流，即为被动腐败。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心理需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腐败。但是，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久而久之，被动腐败极有可能向主动腐败的方向转化。杂文月刊155

腐败反腐败再腐败再反腐败长期腐败长期反腐败，最终形成“腐败与反腐败”相互依存的格局。

贪官的路子：找门子、盖章子、开条子、占房子、搂裙子、掷馓子、叼杯子、啃盘子、装孙子、当老子、丢位子、进局子。

权力与金钱结合起来，就等于开始了慢性自杀。把好多贪官推向绝路的正是权力与金钱的肮脏结合。权力滥用可以在不声不响中给你带来很多人一生都得不到的金钱，但是，结果有可能使你不但丧失了权力，到手的金钱也成过眼云烟，成为犯罪的证据。

把权力作为筹码，最终可能赌掉的是自己的名誉和权力。

公共权力行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民众的利益。要防止公共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不能让有关部门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形成不公平竞争态势。

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

厅级领导嫖娼，警察站岗；处级领导嫖娼，大大方方；科级领导嫖娼，慌慌张张；普通干部嫖娼，罚个精光；一般职工嫖娼，开除回乡。

不要拿情人与老婆比，很容易被逼婚。

不要拿情人与情人比，会使你动以新换旧的危险念头。

不要在工作圈子里找情人，会妨碍你的魅力的施展，而且不安全。

天涯何处无芳草，要找不在单位找，本来数量就不多，何况质量也不好。

在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本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强制性土地征用政策，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出售，从中获取巨额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而好多腐败官员也由此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暴利。

大陆土地制度的本质问题是官权强制侵蚀民权，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不受约束的侵蚀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不限制政府和官员在农村土地上所拥有的无限权力，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通过权力交换为亲属谋取利益这种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防止这种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在言论和结社自由基础上的民众监督和立法机关周期性的民主选举。

现行的银行体制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

“要想富，动干部”。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领导都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官帽是最职钱的资源，只要想发财，批发官帽是最快的致富之路。

时下掌握了官帽，无疑掌握了一种最稀缺、能量又最大的政治资源。

贪官贪官，靠官而贪，没官没权如何贪污得来贪官都是权力至上的信奉者，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司，贪污了那么多，送上的也不会少，敢张狂向下索取，必然敢于向上行贿。

最贪的贪官贪什么最贪的贪官贪的是搞腐败的“群众基础”。广西梧洲市交通局长私分国有资产，在单位发钱就象发洪水。他为什么这样做其实质是为了营造腐败的“小环境”，打好腐败的“群众基础”，是为了培植腐败集团的“生力军”，培养“第二梯队”；是为了让众人对其大搞腐败装聋作哑。贪官靠发钱就象发洪水一样腐蚀了单位里的人、周围的人，腐蚀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的“群众”，于是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