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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水乳交融，不分你我，踏出了危险的一步互为寻租的结果只能导致官员腐败，而貌似得了神助如日中天的企业则蕴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一旦视为保护伞的官员倒台，企业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因之与腐败官员有权钱交易而涉及犯罪。

美国学者布坎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寻租”这一概念，把政府管制、干预市场产生的价格差、汇差、利差等统称为租金，一些人为了获得这些租金，便向政府官员行贿，这种现象被称为“寻租”。而另一学者提出了“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即政府官员采取各种手段引诱别人“进贡”或“分割”利益。腐败的经济学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活动的常见方式则是官商勾结，达成一种“政经联盟”的默契。

对中国特色的“政经联盟”即官商经济，党的纪检监察条例一直有着明确的禁令，然而，监督难以对付众多腐败，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仔细看看，腐败常常发生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国家垄断行业和领域。几乎所有的腐败案后面都有着类似的利益联盟。

一定程度上，腐败的存在，在于市场供需的失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仍然狭小，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仰人鼻息。因此，在体制性障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以前，行贿官员就是一个值得一冒的风险，为求得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得不曲线绕道，政治成为商业之桥，否则，企业就什么也干不了。只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经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完善监督机制，企业期盼走上层路线以获得高额利润和种种便利的尝试，才将成为“真正的危险举动”。

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民营企业家要与政府腐败划清界限“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积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正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

“官商勾结”是权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最后以财谋官，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以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就开始了。

在权钱交易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官商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权钱交易横行，“官商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产业发展受制于政府权力而非市场规则。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笼罩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成为社会风气，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必然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形成极度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水和动荡。

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问题上，一般有几个特点：一是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亦官亦商，造成公权私化；三是通过垄断经营，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四是以钱谋权，造成权力恶性膨胀。这些势必造成市场法则名存实亡、社会各阶层恶性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恶果。

反腐败有一个误区：制度是影响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事实上，腐败更多的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一国腐败程度的，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改就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改变贫富不均，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渐消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简单地说2000多年的中国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考试、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就和西方一样。做到宰相以后，政府给予的权力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封闭的商场，最有裁量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面，我们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骨。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经过18世纪之后因为思想非常开放，产业非常开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错误的配置，但是这样的配置导致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前是大国家小企业，这是与人力资源配置也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26年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是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自由，那时候有融通的人都是投机倒把被抓起来，这是最好能力的人分配。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除了政府之外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做起来的，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就是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我们说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我们说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改变中国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类转变职能，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去向。我们到2004年，我们看黄线代表事业单位，蓝线代表企业，总的来看去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代表学生也是中国每一代人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60出国考研究学院。

我们看企业家趋向的变化，1985年国家做一个调研，466企业高层管理人、厂长经理有大专以上学位，而现在有861是大专以上学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家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学历不是能力的唯一代表，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在北京大学招生我想不是去政府，过去最优秀的人都往政府走，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有能力的都去银行、咨询业、企业。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