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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一定的地位,就喜欢别人顺从,喜欢一呼百应,喜欢别人的阿胰奉承。而对不轻易顺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心存疑虑。对那些敢于批评自己错误的人,更是心存反感,必须除之而后快。人有了一定的位置,就有一定的威严,有威严还不够,还要时时维护这威严。有冒犯威严者,往往就要倒霉。在这样的情况下,忠诚能干的人往往被束缚,顺从而狡猾的人往往被视为心腹。弄得小人欢心,好人伤心。
站在权力最高峰的人,他们的心思总与常人不同。他们常常觉得既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了,也就具有了最高的水平,因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总认为你的意见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对他最高权威的挑战。
唐朝人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言一出,把那些怀才不遇的千里马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有些地方为了限制伯乐们的为所欲为,实行了提拔干部“首提责任制”。就是说,如果你推荐的人不是千里马,或者连普通马都不如,那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仅就这个规定就足以说明,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什么叫“首提”还不是伯乐说了算。人家都“首提”了,谁还敢反对
一把手腐败的特点有:一是财务一支笔、二是用人一言堂、三是大权一把抓。
“一把手”效应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链条,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们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了事”的怪圈。
虽然是一把手,如果上面缺少上级领导的有力支持,又没有来自下面基层的拥护,很可能是失败的。
什么叫不团结现在只要有人对一把手有意见就叫不团结,一把手整人就是组织意见。这叫什么逻辑
为官之道在于识人、用人。
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一致,有利于迅速瓦解往日的派别,围绕自己形成新的核心。集体领导、一把手负总责、成员分工负责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在赋予“一把手”足够权力的同时,又通过集体领导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制衡,既民主又集中,兼顾公平和效率。
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努责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希望任何一个人不要有太大的权威。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一个人的权力应该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他人的命运。
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太久容易产生惰性,还容易形成个人的帮派体系,滋生腐败。
以年龄为线一刀切的办法,是这些年组织部调整干部惯常使用的手段。
“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这句话是陈云同志说的。
“鸦雀无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力“第一把手”的“家长制”,意味着高压氛围下的“舆论一律”,意味着。。。。。。
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民主的真正含义,不懂得行使民主的方法,不懂得执行民主制度;往往是想民主的时候就给一点民主,不想给民主的时候就不给一点民主,“鸦雀无声”的现象往往发生在这个领导“不想给民主的时候”。什么原因就是民主还没有制度化、民主意识还没有进入领导干部的头脑中。
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声音,自己的“权威意识”和“领导尊严”特别强,其他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对自己领导权威的挑战,是不尊重自己的具体表现,是对方在“动机”上出了问题,于是“斗争意识”特别强,动不动就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再加上一些“组织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是“鸦雀无声”的。
有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因为自己高明得不得了才当了领导的,而是因为“关系密”、“背景深”、“后台硬”,是紧跟上级领导的、属于领导圈子里的人才当了官的;然而一当官之后就不认识自己了,就自以为是了,就目空一切了,就以为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就只允许别人听他的而不准自己听别人的,这种“小人得志”式的领导的必然结果肯定是“鸦雀无声”。
还有一些领导本身就思想品德低下,当官就是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家族,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因而凡是与自己的利益、自己家族的利益、自己小集团的利益相违背的,就一律用权力进行封杀;如果这些官员与腐败挂上了钩,与“有钱人”结成了“利益联盟”,那么在疯狂的利益诱惑下,他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围剿、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杂音”,于是,只有“鸦雀无声”了。
在中国的实践中,“党政一肩挑”、交叉任职、两委合一等政治实验的模式,被一些地方广泛认同和借鉴,并得到大家有关部门的肯定。但是,“党政一肩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隐患,很可能滋生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进而导致行政专横。在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借“党的领导”之名,行个人集权之实,加剧干部的弄权腐败行为。更为忧虑的是,为了保证“组织”中意的人选能够“党政一肩挑”,各种强制性的“组织意图”将不可避免地入侵到人民的选举中,使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被扭曲变样。
矛盾的真正症结其实并不在于是否实行“党政一肩挑”或者交叉任职,而在于多年形成的执政观念误区,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化和行政化。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
“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党通过法定程序,将自己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宪法和法律,各级党组织遵守宪法和法律,实际上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