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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社会冲突,研究冲突政治学,用长效机制去解决社会冲突,而不能靠强权去打压。冲突政治学对此提出“安全阀”理论,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占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而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的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狭窄或者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变换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现在中国热衷于“民心工程”,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忽悠。
一是因为“民心工程”都是花钱工程,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与政府官员“得民心”有何关系
二是因为“民心工程”是当局本来应该干好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政府长期积累的欠帐,不追究责任已经是便宜,怎能拿“民心”来标榜
三是因为确定“民心工程”缺少民众参与。工程项目大都由当局内定,当局留够自己的开销,余下的钱才办多少是多少。
四是财政暗箱操作没有资格谈“民心工程”。政府真要搞“民心工程”首先要公布全部财政收入。
五是“民心工程”的根本在于以心换心。
六是为人民服务是当局存在的前提和宗旨,再提出所谓“民心工程”纯属节外生枝。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得人心的事情太多,不得不拿“民心工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
65关于态度与规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犯了错误甚至是犯罪以后,执法者往往看你的“态度”给以处罚。这也是中国的一条潜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最好表现形式。但是,在法治社会,应该是规则看守一切,要让“态度”等于零。重“态度”轻规则,会使人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重规则轻“态度”,一是可以促使人心甘情愿走向理性秩序。因为,规则往往更多地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难免发生摩擦,有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规则意识,就反复用“态度”来作挡箭牌,不看“态度”,只看规则,耍小聪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看守规则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腐败的土壤,它为某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一些人所以看重犯规者的态度,表面上好象是在贯彻所谓“教育重于惩罚”的方针,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和物质的谋利空间。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会风气的苦果。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赃,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传不决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