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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以爱国的名义卖国,这是专制者的惯用伎俩。
“民无信不立”。大约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而“官无信失民”。
一个领导既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
领导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
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当他的命运和遭际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相联时,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下地狱。
一个人在只为自己的声望、权力、利益着想的时候,尽管他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旗号,但旗号终究是旗号而已,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并不相干。由于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无关,也就难以持久。一个人并不因为他的地位高,就一定代表着下面人们的利益,并不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高,思想就一定高。
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时并不由最高统治者代表。
一个人由于站得太高,常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地位,往往就极怕失去;而且由于有了地位,也就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没有了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之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个人的欲望往往与个人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有时它们就象一枚钱币的两面,图案虽然不同,却表示着相同的价值;有时候,欲望与理想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想成为欲望的暴君,欲望则是理想的叛臣逆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假货恐怕与国营商业体制有关。国营商店的赢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营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几十年。
三人成众,五人成群。到处都有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能办。因此凡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是,有些事情,群众只有脱离了群众才敢做,才能做;群众说真话时,站在群众堆里往往不行,还得单独跑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言论就是民情民意。群众在一起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很多时候依靠群众反而办不成事情,群众的话有时候也失真,也有水分,也不是实情;敢说不敢担的群众就更多;在很多时候群众常常还是两面派。
群众是由三六九等的人组成的,相当散乱又极为社会化,不都是优秀的。因此,说话办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前面,应该加上相信、依靠那些正直、优秀、有头脑的群众。
集体的力量既然能强大到足以毁掉法律与规章,也一定能将个人的利益、尊严轻而易举到碾碎,在集体利益的共同诉求下,个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个人不能为、不敢为的的事情,在集体的声势浩大中无所不为。集体的利益和诉求一旦越出正常轨道,就象一辆脱轨的列车,很难再上正轨。
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系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家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