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战术后仰！看汉武帝与卫青如何打出“声东击西”打击匈奴（1/2）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匈之间打响了“河南之战”，卫青一举夺取了河南地，汉帝国为了夯实战果，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此战是汉匈缠斗百年的分水岭，汉帝国逐渐占据战事的上风，此战让匈奴痛失河南地，匈奴自此进入螺旋式下降通道……

卫青收复河南地，不仅是为汉朝夺回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与产粮区，更是将匈奴的“苑囿”（养马地与前进基地）变成了汉朝的朔方郡。这对以机动性立国的匈奴而言，是断其一臂的沉重打击，直接导致其经济与军事潜力受损。

但是，匈奴并不甘心。

“河南之战”后，匈奴主动对汉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其战略意图相当明显：雪耻“河南之战”的惨败。

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的几万骑兵攻击代郡（河北蔚县），还掳掠了一千多汉帝国子民。

同年，匈奴攻击雁门郡（山西右玉），杀害叠加掳掠一千多人。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用三万骑兵，兵分三路，分别攻击代郡（河北蔚县）、定襄郡（内蒙和林格尔）和上郡（陕西延安），杀害并掳掠了数千人。

匈奴方面于前126～前125年两年之间的三次大规模主动出击战事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郡（内蒙杭锦旗）。

对于匈奴方面而言，他们对汉帝国的隐忍产生了误判，以为有机会重新夺取河南地。

对于汉帝国决策者而言，从元朔三年（前126年）～元朔五年（前124年）接连发生的四次大规模入侵，到底该采取怎么样的防守与反击，则深度考验着帝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

面对匈奴126—125年的连续报复性侵扰，汉武帝没有选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而是展现出惊人的战略忍耐力。

武帝刘彻所设定的底线非常清晰：朔方郡绝不可失。

这一底线思维，使得汉军能够避免被匈奴牵着鼻子走，而是积蓄力量，等待一击必中的时机。如果对于匈奴来犯，汉帝国一直都将防守重任压给郡县这一层级，那么帝国的基层势必土崩。

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朝堂要员们作出了极其明智的决策：对于匈奴来犯，设置一条底线，当匈奴触及汉帝国的底线时，帝国将组织压倒性的兵力，出重拳还击，并且让对手留下永久的、不可愈合之伤。

这一点，在此前的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龙城之战，汉军直接捣毁了匈奴人开大会和祭祀场所，这算是掀了人家的祖坟，这种级别的心理创伤完全够匈奴喝一壶。

河南之战，直接端了匈奴两个部落的地盘，而且还是前端靠近中原的、肥美的河套地区，这不仅是碉堡被拔掉，而且还是战略支撑点和粮仓被端了。这种切肤之痛，必定让匈奴人望天流泪。

现在汉帝国决定对匈奴发起反击，因为匈奴袭扰朔方的行为触及了汉帝国的底线——朔方是汉帝国抵御并打击匈奴的战略支撑点，这是汉帝国的底线。

该怎么反击呢？

结合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的经验，汉帝国再度玩了三大军事高招：矫枉过正+声东击西+长途奔袭。

所谓矫枉过正是指：汉帝国打击对象不是频繁袭扰朔方郡的那一股匈奴，而是要将贴近朔方郡的匈奴右贤王连根拔除，将其从河套外围的地图上抹去。

所谓的长途奔袭是指：出其不意，长途奔袭，直奔老巢而去，以匈奴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天而降，达成釜底抽薪的战略意图。

刘彻这一次兵分两路回击匈奴。

西线，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亲率骑兵三万自高阙（内蒙乌拉特后旗，此地距离朔方250k）出塞打击前来袭扰朔方的匈奴。

西线是此战的主力，随卫青出阵的四位将军分别是：游击将军——卫尉苏建；强弩将军——左内史李沮；骑将军——太仆公孙贺；轻车将军——代相李蔡。四位将军分别统帅步卒、战车、骑兵、弓箭手若干，这四路将军均接受卫青的节制。

同时，刘彻在东线上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一同自右北平（内蒙宁城，此地距离朔方1200k）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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