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包养一百多个情妇（求五星好评）（1/2）

1988年的盛夏，暑气裹挟着改革开放的热浪席卷南国。彼时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正站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潮头，审时度势之下，一纸批文，催生了东方银行的诞生。

这家带着鲜明涉外基因的金融机构，从落地之日起，便肩负着为外贸企业疏通资金血脉、搭建国际金融桥梁的使命。

在那个市场经济尚在蹒跚学步的年代，东方银行堪称行业的先行者。

九十年代初，当国内多数银行还囿于本土市场，守着“一亩三分地”精打细算时，东方银行的旗帜已经插在了香港、澳门、东京、纽约的街头。那几间小小的办事处，像是探出的触角，敏锐地捕捉着国际市场的脉搏，也让东方银行一度成为外贸领域炙手可热的合作伙伴。

那时的它，像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脊背挺直，眼神清亮，浑身透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转折，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国家对国有金融体系进行战略调整，东方银行正式脱离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管辖，被纳入国有银行序列，由国家直接管理。这本该是一次涅盘重生的契机，谁曾想，却成了它沉沦的开端。

此后的数年间，东方银行虽顺利叩开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头顶着“上市银行”的光环，内里却早已腐坏。

在国有十大银行的阵营里，它常年稳居末位，成了名副其实的“垫底者”。每一年的业绩报告，都像是一份羞于见人的成绩单，净利润徘徊在警戒线边缘，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股价更是在资本市场上常年低迷，被股民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经营不善、盲目扩张、贪腐严重——这三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东方银行的心脏，将它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熬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病入膏肓的老者。

几任掌舵者，无一不是任人唯亲的老手。他们信奉“圈子文化”，将银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那些科班出身、懂金融、善管理的专业人才，在东方银行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他们的真知灼见，被视作挑战权威的妄言；他们的埋头苦干，抵不过溜须拍马的一句奉承。

有能力的人要么被排挤到边缘部门，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要么不堪其辱，愤然跳槽，另谋高就；剩下的，也只能磨平棱角，装聋作哑，在浑浑噩噩中混日子。

一个失去了人才支撑的银行，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可东方银行的历任领导，似乎从不在意这些。他们热衷的，是把银行的版图铺得越大越好，仿佛网点的数量，就是政绩的勋章。

于是，在国内，从繁华的一线都市到偏远的县城乡镇，东方银行的分支网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密密麻麻地织成一张网。

在海外，香港、澳门、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首尔、温哥华、悉尼、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台北、新加坡、迪拜……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国际都市，几乎都有了东方银行的分支机构。

这些分支机构，大多徒有其表，有的常年亏损，有的甚至沦为少数人转移资产的通道，可历任领导依旧乐此不疲，将“国际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除了银行主业，他们还大举进军非银金融领域。在上海陆家嘴的金融圈里，东银证券有限公司、东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继挂牌成立，名头响亮，却始终在行业内默默无闻；东银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旗下还孵化出了东银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地产公司，与其说是为了拓展业务，不如说是为了方便某些人低价拿地、高价套现。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家东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横空出世。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说出来足以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为了维护一架进口的庞巴迪豪华公务机。

这架价值数亿的公务机，成了总行领导们出行的专属座驾，美其名曰“节省宝贵时间”，实则不过是满足私欲的奢侈品。

领导们坐着它穿梭于国内外，不是为了谈业务，更多的是为了度假、打高尔夫，甚至是私会情人。而维持这家通航公司的运营成本，每年高达数千万，这笔钱，最终都要算在东方银行的账上。

五脏俱全，规模庞大，可这繁荣的背后，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盲目扩张带来的，不是效益的增长，而是成本的高企、管理的混乱，以及贪腐的温床。

而将东方银行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便是任职长达十三年的董事长兼党组书记——项盛利。

项盛利的发迹史，与金融专业能力毫无关联。他早年给某位部级领导当过多年秘书，靠着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本事，一步步爬上了部办公厅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部党组成员的位置。后来，他空降东方银行，成了这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在他主政东方银行的十三年里，这家曾经朝气蓬勃的银行，被硬生生折腾成了一个臃肿肥胖、被病魔掏空的中年大叔。

项盛利除了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其余工作能力几乎为零。他看不懂复杂的财务报表，搞不懂金融衍生品的运作逻辑，却对权力的掌控有着近乎偏执的执念。

他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几位颇有才干的副行长，要么在他的打压下俯首称臣，从此尸位素餐；要么不堪其扰，被他找借口调往偏远地区的分行，彻底远离权力中心。

有一位作风正派、能力突出的行长，看不惯项盛利的胡作非为，与他据理力争了五六年。这位行长曾试图推动改革，清理不良资产，整顿内部风气，可每一次努力，都被项盛利无情地扼杀。

最终，这位行长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癌，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他的离世，成了东方银行内部一道无声的控诉，也让项盛利的气焰更加嚣张。从此，东方银行俨然成了项盛利的“家天下”，再也没人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项盛利的家族势力，在东方银行盘根错节，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他的妹夫，稳坐广东分行行长的宝座，将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他的弟弟，成了东银地产集团的总裁，借着银行的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上呼风唤雨；他的儿子项鸿，年纪轻轻就执掌旧金山分行，成了他在海外转移资产的白手套；他的第三任前妻，被安排在总行办公厅生活处处长的位置上，专门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将他的生活打理得无微不至；更荒诞的是，他的第四任妻子，竟是第三任前妻的亲妹妹——他的小姨子。

这般混乱的亲属关系，在东方银行内部早已不是秘密，可没人敢置喙半句，甚至还有人阿谀奉承，说这是“亲上加亲，肥水不流外人田”。

如果说任人唯亲还只是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那项盛利的私生活，简直糜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年近六十的他，在银行内部和外面包养了五十多名情人。

这些女人，有光鲜亮丽的演员歌手，有腰缠万贯的商人，更多的，是东方银行内部年轻貌美的女干部、女职工。她们中，有的是被权力胁迫，有的是被金钱诱惑，最终都成了项盛利满足私欲的玩物。

项盛利有的是钱——东方银行的公款，就是他满足私欲的提款机。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从不屑于玩弄什么感情套路，只信奉“金钱万能”的法则。十万不行，就砸一百万；一百万不行，就追加到五百万。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

曾有一位当红女星，凭借一部古装剧红遍大江南北，平日里对外塑造的是“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

中间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许以重金，才说动她来参加项盛利的私人饭局。

饭局设在京城一家顶级私人会所，觥筹交错间，项盛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盯着女星的眼神像饿狼一般，直言让她陪自己上楼“休息休息”。

女星虽然事先收了十万块出场费，但见惯了大场面，哪里肯轻易就范。她端着酒杯，笑靥如花，言语间却满是推脱。

项盛利也不恼，只是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身旁的下属。下属心领神会，转身下楼，从车里拎上来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大皮箱。

“啪”的一声，皮箱被打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闪着刺眼的光。“项董说了，这是一点心意，一百万。”下属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敲碎了女星最后的矜持。

那一瞬间，女星眼中的清冷荡然无存，脸上迅速堆起谄媚的笑容。她放下酒杯，娇滴滴地说了一句“项董，您真坏”，便挽着项盛利的胳膊，像只温顺的小母狗，乖乖跟着他去了楼上的套房。

这件事，后来成了项盛利酒桌上的谈资。他常常得意洋洋地向旁人炫耀，言语间充满了对女星的鄙夷，也充满了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

项盛利还有个癖好，每次到基层视察工作，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年轻漂亮、有魅力的女人。只要被他看上，一个电话，就能把人叫到他下榻的五星级酒店房间，美其名曰“单独谈话”。

所谓的“谈话”，不过是满足他兽欲的幌子。谈话结束后，钱和好处自然少不了——升职、加薪、分房，只要是他能给的，从不吝啬。

上行下效，见风使舵的下属分行领导们，很快就摸透了项盛利的心思。为了博得他的赏识，为了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他们索性提前筛选出年轻貌美的女职员，主动推荐给项盛利。

有的分行领导甚至还会“贴心”地安排好一切，连酒店房间都提前订好。久而久之，这竟成了东方银行不成文的规矩。项盛利的足迹走到哪里，当地的负责人就会提前安排好一名或若干名年轻漂亮的女职员，专门等着为他“服务”。

年近六十的项盛利，就这样过着比皇帝还要荒淫无度的生活。他沉醉在权力和美色编织的迷梦里，早已忘了自己是一名国企干部，忘了东方银行是国家的资产，忘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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