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京华之“梦”（2/2）

我们剩下三人，拖着行李，顺着庞大的人流挤出车站，站在西广场上，一时有些茫然。

按照李蒙给的地址，我们挤地铁，又步行了好一段，终于找到东直门附近那条“新太仓胡同”。

旅馆藏在胡同深处，是个自家小院改成的两层小楼，招牌的漆色有些剥落。前台是个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人，穿着普通的T恤牛仔裤，正低头看报纸，听到门响抬起头。

“你们是……李蒙介绍来的？”他问，带着点京腔。

“对，李蒙让我们来找王哥。”我递上那张已经有些皱的纸条。

他接过扫了一眼，点点头：“我就是。李蒙跟我提了。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在二楼。三人间，一个月一千。”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台后绕出来，顺手帮我提了一个看起来最沉的箱子，“跟我上来吧。这儿条件一般，但干净，安全。胡同口有公厕，洗漱间共用，吃饭也方便，小馆子多。”

楼梯窄而陡，墙壁斑驳，但确实如他所说，收拾得利索。房间不大，摆着三张单人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桌子。窗户开着，对着后院一棵有些年头的槐树，风吹进来，带着隐约的甜香。被褥是半旧的，却有一股阳光晒过后干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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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吗？”王哥放下箱子，拍了拍手，“李蒙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一片我熟，有什么要帮忙的，或者想打听个道儿，随时言语。”

“挺好的，麻烦王哥了。”我们连忙道谢。初来乍到，能有这么个落脚点，有个能稍微指个路的人，心里那点悬浮的不安，总算沉下了一些。

安顿下来，我们坐在各自床上，一时无话。五月的风透过窗户，带来胡同里复杂的生活气息——远处隐约的锅勺碰撞声，近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还有不知谁家孩子的笑闹。

我先去办了张新的电话卡，一一给家里报了平安，也给李蒙去了电话。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像真正的“北漂”一样摸索。王哥说：“买份《北京晚报》或《精品购物指南》，租房、招工、甚至哪儿有便宜货，上面都有。”

天天翻招聘信息，看得人眼晕。

服务员、导购什么的倒是有的是，可我们不甘心——但那些坐办公室的工作呢？不是要学历，就是要会英语，再不济也得懂点电脑。我们哪样都不沾，卡在这儿了。

李伟最先行动，用带来的积蓄，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每天上午，她穿过曲折的胡同，挤上公交车去上课，从开机关机、背五笔字根开始。

我和李晓霞这点学历，怕学不来，则仔细研究报纸中缝的招聘启事，用笔圈出可能的去处。

北京太大，公交线路复杂，很多时候等我们辗转找到地方，招聘已经结束，或者岗位早已满员。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好在手里有积蓄，我也不着急。

陈梦偶尔会打来电话，声音里总透着一股刻意维持的轻快。从她偶尔的只言片语里，我们拼凑出她的“新生活”：梁大爷在海淀给她安置了一个小独居，不大，但“一个人住足够，挺清净”。

她不再需要像我们一样奔波于各种招聘之间，梁大爷“疼她”，给了她一张卡，每月有固定的“五千生活费”，这在那时的北京，足以让她过得相当宽裕从容。

陈梦本就是过惯了好日子、手面松的人，让她像我们一样，从零开始，对她而言，或许比维系一段依附关系更难以忍受。梁大爷提供的，是一条她熟悉规则的“捷径”——用青春、陪伴与自由，兑换眼下的庇护、安逸与物质。

我们在等待和寻找的间隙，有时会提起她。没有鄙夷，

“人各有志吧。”李伟对着课本揉揉发酸的眼睛，叹了口气，“陈梦那样……至少眼下不用吃苦。”

“是啊，”我望着窗外北京特有的、灰蒙蒙中透出坚韧的天空，“她不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但我们心底都明白，这条“捷径”的尽头是什么。

陈梦偶尔会约我们出去吃饭，总是她选定挺有格调的馆子，然后不容分说地付账。

席间，她会聊起新买的裙子，公寓里添置的香薰，语气平淡，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与过往那个在夜场周旋的陈梦截然不同的、“安稳”下来的气息。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我和李伟，李晓霞比平时更加沉默。

“姐，”李伟忽然低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显得格外清晰，“等我学会了……我去做文秘！坐办公室。”

“嗯，加油！”我点点头！

世纪之初的北京，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也像一片深不可测的海，容纳着无数膨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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