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8章 白居易：我老弟写的那些，可比我猛多了（1/2）

大唐，长安城。

平康坊的酒肆里，说书人一拍醒木，唾沫横飞地讲着新近流行的《李娃传》。座中酒客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为荥阳公子的落魄扼腕，时而为李娃的义举击节。坊间私下传抄的本子，已被翻得卷了边。

“这白行简，真乃奇才！写的虽是娼妓，却比那满口仁义道德的酸儒强上百倍！”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武官灌下一大口酒，粗声赞道。

邻桌几个身着襕衫的文士却面露不屑。其中一人捻着胡须，低声道：“白乐天之弟，竟专好此等闾巷淫秽之事，有辱斯文。听闻他还写了更不堪的玩意儿，叫什么……《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嘘——小声些！”另一人慌忙制止，左右张望，“此等文字，岂可在此喧哗？私下看看便罢，若被御史听闻，少不得扣上个‘伤风败俗’的罪名。”

“怕什么？如今圣人（指皇帝）都不忌讳这些。听说宫里还藏有《洞玄子》呢。”一个年轻些的士子不以为然，“我倒觉得，白行简笔下的人间烟火，比那些空泛的应制诗有趣得多。”

酒肆一角，一个头戴幞头、穿着半旧青袍的中年男子独自饮酒，听着众人的议论，嘴角噙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他正是刚从剑南东川卸任归京不久的白行简。兄长官居要职，诗名满天下，而他这个弟弟，却因几篇“杂书”成了市井谈资。他不在意。官场的案牍劳形，远不如在这烟火气里，听人们评说他的故事来得真切。

此刻，东市一家书坊的后院，掌柜正催促工匠加快刻版。“快些！《李娃传》的需求又来了五十本！还有，昨日刘尚书府上派人来问，有没有白行简的新作？加钱也行！”

工匠一边雕版，一边嘀咕：“这白行简，写的都是些什么呀……不过，卖得是真火。”

同一时刻，崇仁坊一处幽静的宅邸内，白居易正与元稹对坐品茗。元微之（元稹）放下茶盏，叹道：“乐天，行简这篇《李悔传》……文采斐然，情节跌宕，确是好文章。只是，题材终究非正道所倡。你何不再劝劝他？以他的才学，若专心诗赋，成就未必在你我之下。”

白居易看着庭中落叶，缓缓摇头：“微之，你我都知，行简志不在此。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感，是平康坊的悲欢，是市井里的冷暖。诗，装不下他那个‘人间’。由他去吧。他的文章，我俱都收着，后世自有公论。”

元稹闻言，沉默片刻，点头道：“也是。你那篇《长恨歌》，不也曾被诟病‘风情太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只是他那篇《大乐赋》……实在惊世骇俗，我偶然得见残篇，虽知其中援引经典，合于医道，然笔墨过于直露，恐非福也。”

白居易眉头微蹙，想起弟弟将那卷帛书递给自己时，眼中闪烁的、近乎执拗的光芒。“此赋为懂者作，腐儒何知？”弟弟的话犹在耳边。他最终只是长叹一声：“我已嘱他谨慎收存，莫示外人。然其性情如此，强求不得。”

晚唐。 战乱频仍，长安不复昔日繁华。一位避乱南迁的士人，在行李中小心翼翼藏着一卷手抄的《李娃传》和几页残破的《三梦记》。颠沛流离中，许多典籍散佚了，他却始终舍不得丢下这两卷。夜深人静时，他会就着昏暗的油灯翻阅，故事里那个鲜活的长安，那个有情有义的李娃，那些似真似幻的梦，是他对故都盛世最后的一点念想。至于《大乐赋》，他只闻其名，未见其文，想来已在战火或刻意的销毁中湮灭无闻了。

五代十国，后蜀。 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收录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作，词风香软秾丽，多写闺情离愁。有人提起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言其虽为小说，然写情之深挚、叙事之婉转，不下于花间词。一位参与编纂的老学士捻须沉吟：“白行简之文，叙市井儿女事而能臻于此境，确有过人处。然其体例终非词曲，且另有……淫褒之作，不宜与《花间》清雅并列。”于是，《花间集》中并无白行简只字片语，他的传奇与赋，继续在更隐秘的渠道里，于爱好者的抄写中艰难流传。

北宋，汴梁。

理学初兴，世风渐趋保守。一座雅致的书斋内，欧阳修与几位文人正在编纂《新唐书》。当议及白氏兄弟时，欧阳修对白居易的诗歌评价甚高，提及白行简，则笔锋一转：“行简文笔有足称者，然《李娃传》虽情节曲折，终述倡优之事，格调不高。至若《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等而下之，悖于礼教，当为士林所不取。” 最终，《新唐书·艺文志》中，白行简名下仅录其文集二十卷（已佚），《李娃传》《三梦记》皆不载，遑论《大乐赋》。官修正史的沉默，是一种清晰的贬斥。

然而，民间与地下阅读从未停止。东京汴梁的勾栏瓦舍里，《李娃传》的故事被改编成诸宫调或杂剧片段，伶人演来，观众依旧为之动容。一些士大夫私下寻求《大乐赋》，并非全然出于猎奇。精通医道的士人，或许能从其中看到与《医心方》（北宋初年，日本丹波康赖编纂，收录大量中国已佚医书，包括房中着作）引文相印证之处，视其为古代医学文献的旁支。但公开谈论，是绝不可能的。

一位藏书家在自己的秘阁中，将手抄的《大乐赋》与《素女经》《洞玄子》残篇同置一处，标签上仅写“养生类·古籍残卷”。他深夜独阅，感叹其文辞之古奥、涉猎之广博，亦惊心于其内容之直白。他知道，这东西见不得光。

南宋，临安。

朱熹理学已成显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声日高。一位道学先生偶然从学生那里查缴到一本私下传抄的《李娃传》，勃然大怒，当即焚毁，并训斥道：“此等污人耳目、坏人心术之文，尔等岂可沾染！白行简此人，有才无行，专务淫词艳曲，尔等当引以为戒！” 《李娃传》尚且如此，《大乐赋》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名偶尔出现在一些卫道士抨击“晚唐淫靡文风”的言论中，作为反面典型被提及，但原文已极少人能见到，仿佛真的被“天理”涤荡干净了。

但在远离理学中心的地方，比如商贾云集、市井文化发达的杭州，某些书商为了牟利，会暗中刻印一些“禁书”，其中偶尔会夹杂《李娃传》的删节本（删去过于直露的描写）。购买者三教九流皆有，心照不宣。至于《大乐赋》，则彻底转入地下，成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缘得见的“秘本”，在收藏家、医家或具有异端思想者手中极其隐秘地传递。

元代。

蒙古入主中原，理学影响稍弛，俗文学兴起。元杂剧蓬勃发展。石君宝取材《李娃传》，创作了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将故事改编得更为戏剧化，强化了李娃（李亚仙）的贞洁与情义，郑元和（郑元和）的落魄与发奋也更具舞台效果。白行简的原着精神得以通过另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延续生命，活跃在勾栏舞台之上。市民观众为李亚仙的义举落泪，为郑元和的团圆喝彩，很少有人再去深究原作者是谁，以及他是否还写过更“出格”的东西。

此时，一位游方道士的背囊里，或许藏有包括《大乐赋》在内的若干唐以前房中养生文献的抄本，他视之为修炼辅助或医道传承的一部分，与金丹、符箓同等保密。在异族统治、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某些前代禁忌反而在夹缝中得以喘息。

明代。

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冯梦龙编纂“三言”，凌蒙初创作“二拍”，其中不少故事取材唐传奇。《李娃传》的故事模式——贵公子落难，风尘女救赎，最终团圆显贵——被多次借鉴改编。白话小说家们欣赏白行简叙事中的市井气息和情节巧思。

但同时，理学教化更趋严格，社会对“淫书”的打击力度空前。朝廷、地方官屡颁禁令。李贽等异端思想家赞赏《西厢记》《水浒传》等，但似乎未曾公开提及白行简及其《大乐赋》。或许因其过于直露，即便离经叛道的李贽，也觉得不便为其张目。

《大乐赋》的流传更加隐秘。它可能被改头换面，截取片段，融入某些艳情小说之中，但其作为独立完整文献、尤其是其序言中鲜明的哲学与医学背景，已鲜为人知。大多数士人若听到这个名字，只会鄙夷地将其与《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明后期流行的艳情小说等同视之，绝不会想到它出自一位唐代进士、官员之手，且有着古老的学术渊源。

清代。

考据学兴盛，学者重视古籍辑佚。但理学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文字狱阴影笼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于书籍的去取极其严格，标准是“有益于世道人心”。《李娃传》因被视为“猥亵”之作，未能入选《四库》。《三梦记》篇幅短小，内容尚属“志怪”范畴，或有零星收录于某些丛书，但亦不显。至于《大乐赋》，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修书的视野。

然而，正是在清代，转折悄然发生。

一方面，在内府藏书或极少数顶尖学者、藏书家的秘藏中，可能存有《大乐赋》的早期抄本线索，但被视为不祥之物，秘不示人。

另一方面，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文献开始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编纂的《医心方》中，引用大量中国隋唐以前已佚的医书，包括房中书。清代中叶以后，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商船和少量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得知《医心方》的存在及其价值。

时间来到光绪年间。

湖南学者叶德辉，学识渊博，尤好收集古籍，特别是涉及古代礼制、风俗、医学的“偏僻”文献。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从日本回流的《医心方》抄本或刊本。在研读其中“房内”篇时，他震惊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已佚的古代房中文献引文，其中就包括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片段！

叶德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它们并非简单的“淫书”，而是古代医学、养生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他顶住巨大压力（当时社会风气仍极端保守），开始着手辑录整理。他将从《医心方》等书中辑出的《素女经》、《洞玄子》、《玉房秘诀》等，连同《大乐赋》的片段，编入自己的《双梅景闇丛书》。在序跋中，他试图从学术角度为其正名，强调这些是古代“方技”之学，关乎生命之道，不应以俗眼观之。但这套书刊印后，仍被当时大多数卫道士斥为“海淫之书”，叶德辉本人也因此背负恶名。然而，正是他的工作，为《大乐赋》在近代的重现留下了关键的火种。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

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十六窟积沙时，无意中敲破了墙壁，发现了一个藏满古代写卷的洞窟（即今编号第17窟，藏经洞）。数以万计的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文书、绢画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一部唐代抄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

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府，对这批瑰宝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不力。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从王道士手中挑选了大量最具历史、语言、宗教价值的写本，《大乐赋》残卷正在其中。这批珍宝被运往巴黎，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大乐赋》被编号为“Pelliot ois 2539”（伯希和汉文写本2539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关注、劫余品的收集和研究。清末官员、收藏家端方（曾任陕西巡抚，对金石文物有浓厚兴趣）得知伯希和带走大量精品后，痛心疾首。他后来通过途径，设法获得了包括《大乐赋》在内的部分敦煌写卷的高清照片或摹本。1913年，在端方的资助和组织下，由着名学者罗振玉等人整理，这些敦煌文献（包括《大乐赋》）以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影印出版，辑为《敦煌石室遗书》等多种图录。尘封千年的《大乐赋》全文（尽管首尾略有残缺），首次以相对清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

民国时期。

思想解放，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冲击着旧礼教。敦煌学的兴起，使得学者们能够以更客观、学术的眼光看待这些新发现的文献。

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在研究敦煌文献时，都注意到了《大乐赋》。他们主要从文献学、文字学角度进行校录、考订，指出其对于研究唐代社会风俗、语言、俗文学的价值。王国维可能在其关于唐宋戏曲史的论述中，将其作为考察当时社会观念的一则材料，但评价谨慎。

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学者、作家，则从中看到了反抗礼教、肯定人性的意味。周作人等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大乐赋》中对两性关系的直白描写，虽然仍令许多人脸红，但至少可以放在“古代社会研究”或“性心理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了，不再单纯是“淫书”。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他广泛搜集中国、日本保存的相关文献，自然注意到了《大乐赋》。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高罗佩以专章论述了这篇赋。他不仅翻译了部分内容，更对其学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文风优美，提供许多关于唐代的生活习惯的材料。” 高罗佩指出，《大乐赋》并非色情文学，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以优美的骈文形式，系统地阐述了基于中医和道家理论的房室养生思想，并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层的性生活状况，是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医学思想和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高罗佩的学术地位和国际视野，使得西方汉学界开始正视《大乐赋》的价值。

但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社会风气，公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很少。《大乐赋》主要局限在少数史学、文学或医学史研究者的书斋中，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参考文献被引用。大众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或仍沿袭旧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环境日益宽松，思想更加解放。中外学术交流频繁，高罗佩等人的着作被译介到中国。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大量敦煌文献被整理出版或数字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编纂《敦煌文献分类辑校》或研究唐代文学、社会史时，必然要面对《大乐赋》。学者们开始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它：

文学研究者分析其骈文艺术，探讨它在唐赋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其“以赋载道（医道、养生之道）”的独特性。

社会史研究者从中挖掘唐代婚姻观念、性别关系、阶层差异（如对贵族、僧尼、平民性生活的不同描写）、医学养生知识普及程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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