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军机处奠基人（2/2）

军机房（后正式称为“办理军机处”）悄然成立，最初外界并未太过在意，只当是皇帝为处理西北军务设立的又一个临时机构。但很快，朝臣们就发现，许多重大决策不再经由内阁，一些重要的封疆大吏和将领，开始收到那种直接密封、格式特殊的“廷寄”上谕。

而张廷玉，则成为了这套新运作系统的“枢纽”和“大脑”。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军机处那简陋的板房里，最早一个到，最晚一个走。各地送来的奏折密报，由他先进行初步梳理，提炼出核心内容供皇帝决策；皇帝口述的旨意，由他精心斟酌词句，草拟成文，往往能准确体现皇帝的意图，且文字精当，逻辑严密；制定的各项规章流程，也在他的实践中不断完善。

雍正帝对张廷玉的依赖与日俱增。他发现，张廷玉不仅能完美地执行命令，更能在许多具体事务上提出切中肯綮的建议。而且，张廷玉记忆力超群，对经手过的所有事务、数据、人员背景都了然于胸，皇帝随时垂询，他都能对答如流，从无疏漏。

有一次，雍正帝当着几位军机大臣的面，指着张廷玉对众人说：“尔等办事，当以张廷玉为法。其心思之缜密，办事之勤勉，文笔之老练，实乃朕之肱骨，尔等楷模！”

这话分量极重。张廷玉连忙离座跪倒，连称“不敢”，“皇上过誉，奴才唯尽心而已”。他心中并无得意，反而更加警醒。他知道，自己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位置越高，责任越重，觊觎和嫉妒的目光也越多。

军机处的设立，犹如在帝国旧有的权力躯体中，植入了一个高效而强健的新心脏。而张廷玉，正是这个心脏最重要的起搏器之一。他不再是那个仅仅负责文字工作的近臣，而是真正参与到帝国最高决策流程中的核心幕僚长。

（钩子：军机处的运行逐渐步入正轨，张廷玉的地位也日益稳固，成为雍正朝最具实权的汉臣。然而，权力的蛋糕就那么大，他地位的迅速上升，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复杂目光，尤其是那些满族勋贵。一位同样深受雍正信赖的满大臣鄂尔泰，开始走入权力中心。一场潜在的、关乎满汉平衡的微妙竞争，已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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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军机处奠基人”是张廷玉政治生涯中达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高峰，其角色也从“能吏”转变为“制度奠基者”之一。

首先，张廷玉在军机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不仅是执行者，更是重要的设计者和优化者。他将雍正帝“勤、速、密”的抽象要求，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极其高效的行政流程。他对文书制度（廷寄）、值班制度、保密制度的设计，奠定了军机处作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的基础运作模式，其影响贯穿整个清朝中后期。这体现了他超越一般文秘工作的、卓越的组织架构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

其次，军机处的地位确立了张廷玉“秘书型”权臣的独特模式。他的权力并非来自传统的宰相名分（内阁大学士在此时已渐成虚衔），而是源于其作为皇帝首席机要秘书的实际角色。他通过处理核心信息、起草重要谕旨、参与最高决策，获得了巨大的隐形权力。这种权力模式要求绝对忠于皇权、极强的业务能力以及高度的自我约束，张廷玉恰恰是这一模式最完美的化身。

从历史维度看，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皇权极度强化、彻底压倒相权的标志性事件。张廷玉作为这一制度的核心参与者与受益者，其个人命运与皇权的强化进程紧密绑定。他帮助皇帝建立了一个更高效、更集权的工具，而他自己也成为这个工具上最重要、最精密的一个部件。

然而，这种与皇权过度紧密的绑定，也带来了深远的隐患。一方面，他个人权势的显赫，必然会打破朝堂原有的政治平衡，引来其他政治势力的不满与敌视，尤其是以鄂尔泰为代表的满族势力，满汉矛盾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聚焦点。另一方面，军机处“非正式”、“听命于君”的特性，使得其大臣（包括张廷玉）的地位缺乏制度性保障，完全依赖于皇帝的私人信任。一旦这种信任发生变化，或者皇权更迭，其地位便岌岌可危。此时的张廷玉，正站在他权力生涯的顶峰，但也正站在一个最为陡峭的悬崖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