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就任“执政”（1/2）

(历史现场)

在汤岗子温泉旅馆被“保护”（软禁）了数日后，溥仪又被转移至更靠近奉天（沈阳）的旅顺，继续过着与世隔绝、受人监视的生活。这段时间里，他焦躁不安，反复催促日方兑现“复辟帝国”的承诺。而关东军方面则不断敷衍、拖延，声称“时机未到”，需要“稳步推进”。

实际上，日本内部对于如何利用溥仪存在分歧（是直接恢复帝制还是先搞一个“共和国”过渡），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时间完成军事占领、镇压东北抗日力量，并按照他们的意志炮制一个“建国”程序。

1932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东北四省（实际是日军占领区）的所谓“代表”在奉天召开“建国会议”，公然宣布东北“独立”，脱离中华民国，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在关东军提出的“满洲国”、“满蒙国”等选项中，定为“满洲国”。元首称号，则定为了溥仪极不情愿的——“执政”。

当郑孝胥（他已完全投靠日本，成为溥仪身边日方的代言人）将这个决定告知溥仪时，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溥仪大为失望和愤怒：“执政？这是什么名目？我要的是皇帝宝座，是大清帝国的重建！岂能屈就于此？！”

关东军立刻派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前来“说服”。板垣的态度表面上恭敬，骨子里却异常强硬。他软硬兼施，一方面强调目前国际形势复杂，不宜立即称帝，以免刺激中国和国际社会；“执政”只是过渡，将来时机成熟必然恢复帝制。另一方面，则毫不掩饰地进行威胁：如果溥仪不接受“执政”之位，关东军将视其为“敌对分子”，不再提供保护，后果自负。

这番话把溥仪吓住了。他此刻已深入虎穴，身边全是日本兵，毫无反抗能力。巨大的恐惧压倒了失望，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在板垣的威逼和郑孝胥等人的“劝说”下，他最终含着屈辱，勉强点头同意。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发表《建国宣言》，虚伪地宣称是“基于三千万民众之民意”而成立。3月9日，在长春（被改名为“新京”）的原吉长道尹公署衙门里，举行了一场不伦不类的“就职典礼”。

会场布置得中西混杂，既挂龙旗，也挂五色“满洲国国旗”（后来设计）。参加者除了几个前清遗老、汉奸官僚，主要是日本关东军军官和满铁代表。溥仪穿着一身西洋大礼服（而非梦寐以求的龙袍），面无表情地走上台，宣读了一篇由别人起草、充满傀儡腔调的《执政宣言》。

没有万众欢呼，没有百官朝拜，只有台下日本军官们冷峻而满意的目光，以及照相机的闪光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日本政府，向溥仪表示“祝贺”。仪式简短而空洞，更像是一场走过场的提线木偶表演。

就任“执政”后，溥仪搬进了经过修缮的“执政府”（原吉黑榷运局办公楼）。他很快发现，这个“元首”当得憋屈至极。

· 人事任免： 所有重要职位，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次长”职务，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名义上的部长（中国人）只是摆设。

· 公文审批： 送到他这里来的法令、政策，早已由日本顾问和官员决定好，他只需盖章签字即可，无权修改，甚至无权细问。

· 行动自由： 他的一举一动仍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身边的侍从、司机、甚至厨师，很多都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安排的眼线。

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傀儡”二字的含义：看似高高在上，实则一无所有，连说不的权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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