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西南善后，稳固边疆（1/2）

成都收复的锣鼓声尚未散尽，西南的治理难题已摆上林越的案头。川蜀历经张献忠数年残暴统治，田地荒芜、民生凋敝，贵州、云南则少数民族聚居，部落林立，局势错综复杂。天启九年春，林越下旨：在四川、贵州、云南分设总督府，任命务实派官员分别担任三省总督，总领地方治理；同时颁布《西南善后诏》，明确“减赋安民、民族共融、稳固边疆”三大方针，拉开了西南治理的序幕。

四川总督由跟随贺人龙入川的副将王彦担任，此人出身寒门，作战勇猛且体恤百姓，深得川蜀百姓信赖。王彦到任后，首要任务便是废除张献忠时期的苛政。张献忠统治川蜀时，推行“七杀令”，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王彦下令烧毁所有苛捐杂税账目，张贴《减赋告示》，宣布减免四川百姓三年赋税，除田赋外，严禁任何官员额外摊派。

为清理大西军残余势力，王彦组建“清剿队”，由新军与地方团练组成，重点清剿藏匿在山区的大西军残部与土匪。清剿队采取“剿抚结合”策略，对负隅顽抗者坚决镇压，对愿意投降者既往不咎，并给予土地与种子，帮助其安家落户。短短半年，四川境内的大西军残部与土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逐渐恢复。

与此同时，贵州总督吴贞毓、云南总督丁魁楚也纷纷推行“减赋免税”政策，减免两省百姓三年赋税。针对部分官员趁机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行为，三省总督严格执行林越的旨意，设立“廉政署”，严查贪官污吏。四川某县县令因克扣赈灾粮款，被王彦下令斩首示众，震慑了各级官员，确保了善政的推行。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苗、彝、壮、傣等数十个民族聚居，民族矛盾复杂。林越深知，要稳固西南边疆，必须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他下令推行“土司自治”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与宗教信仰，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负责管理本民族事务，土司职位可世袭罔替，但需服从总督府管辖，按时缴纳贡品。

云南丽江纳西族首领木增，素来威望颇高，王彦亲自前往丽江，宣读林越诏书，任命木增为丽江土司，允许其保留原有统治机构与军队。木增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归顺大明，按时缴纳贡品，并协助明军清剿当地土匪。“大明皇帝尊重我族习俗，免我族赋税，我等定当忠心归顺，守护西南边疆！”木增对族人说道。

为促进民族融合，林越下令在西南各省设立“民族学堂”，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授汉语、汉字与华夏文化，同时允许少数民族子弟报考科举，入朝为官。民族学堂免学费、免食宿，还发放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贵州苗族少年石达开（虚构，致敬历史名人），天资聪颖，考入民族学堂后，勤奋好学，不仅精通汉语，还对军事理论颇有研究，后被推荐进入京城军事学院深造，成为一名优秀的明军将领。

林越还严令禁止汉族官员欺压少数民族，规定凡欺压少数民族者，一律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斩首。云南某州知州因强占彝族百姓土地，被丁魁楚下令革职查办，押解京城问罪。这一举措赢得了少数民族百姓的信任与支持，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化解，和睦相处。

经济恢复是西南善后的重中之重。林越下令农桑司派遣农官前往西南，推广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与改良农具。西南多山地丘陵，传统作物产量低下，农官们根据西南的地形与气候特点，指导百姓在山地种植玉米、番薯，在平原地区种植水稻与土豆。同时，农桑司调拨大量改良后的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农具，帮助百姓提升耕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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