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识得良才定国策，东宫委重任传庭（1/2）

孙传庭一番直言，如同惊雷般在驿馆内回荡，却让朱慈烺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心中暗自感叹：“果然没看错人！孙传庭的眼光，果然与常人不同。”最让朱慈烺欣慰的，并非孙传庭能看透大明的顽疾，而是他敢于直言不讳。土地兼并问题，如同大明身上的毒瘤，牵扯着士绅、勋贵、宗室的核心利益，朝中官员即便知晓，也大多避而不谈，尤其是家中拥有大量田产的文官，更是对此讳莫如深。可孙传庭不仅敢说，还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付诸过行动，哪怕因此遭到文官集团的猛烈抨击，也从未退缩。

朱慈烺深知，明朝末年的局势，早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党争不断加剧，朝堂之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四处作乱，烧杀抢掠；外有辽东建奴虎视眈眈，时常南下寇边。在这内忧外患的绝境中，明王朝虽已江河日下，却也涌现出了一批批能臣猛将。从镇守辽东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到率军剿寇的卢象升、杨嗣昌、洪承畴，再到眼前的孙传庭，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挥洒热血，试图挽救大明于危难之中。

然而，这些能臣猛将的命运，却大多充满了悲剧色彩。党争的漩涡、朝廷的猜忌、资源的匮乏，让他们的努力一次次付诸东流。个人的悲剧与王朝的悲剧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了汉人历史上的一段血泪悲歌。在朱慈烺看来，若要在这些能臣猛将中，选出一位最能代表“王朝悲剧下的抗争者”，孙传庭无疑是最佳答案。

崇祯继位后的十七年间，陕西巡抚一职共更换了十八任，平均每一任的任期还不到一年。陕西作为流寇的发源地，局势之复杂、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而孙传庭从崇祯九年三月接任陕西巡抚，到崇祯十一年秋进京赴援，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却完成了其他十七任巡抚都未能完成的壮举。

孙传庭刚接任陕西巡抚时，面临的局面堪称窘迫到了极点。一方面，崇祯皇帝当时仅从太仆寺拨出六万两银子作为军费，面对陕西境内数十股流寇，这笔钱无疑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孙传庭虽身为陕西巡抚，手下却无一兵一将，真正的“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到任后，孙传庭经过实地考察，更是发出了“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的感叹。

在不愿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孙传庭经过反复思索，意识到唯有向陕西卫所的屯田征收税赋，才能解决军费问题。可明朝承平日久，卫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原本用于屯田的土地，大多被当地的权贵、士绅侵占，卫所士兵因失去土地，大多逃亡；而那些抢占土地的权贵，却凭借势力拒不缴纳税赋，导致卫所屯田形同虚设。

面对如此困境，孙传庭并未退缩。他上任之初，便发布了《清屯示》，明确要求各地清退被侵占的屯田土地，“务照国初原额军地及额征粮草，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随后，他开始分步推进屯田清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

首先，孙传庭为多占屯田的权贵画下了红线，勒令他们限期交出多占的土地，若有违抗、百般阻挠者，一律枭首示众，以儆效尤。这一铁腕政策，震慑了不少心存侥幸的权贵，让他们不敢再公然对抗。

其次，为了确保清理工作的公平公正，孙传庭命属官调取明朝初年的卫所档案，亲自核对各地士兵及土地的原始数量，要求各地“溯流穷源，从头搜查”，绝不允许有任何遗漏或隐瞒。

最后，孙传庭明确要求，查清目前所有屯田土地的具体位置、耕种者身份。无论是军人、佃户，还是权贵、官吏，一律建册立档，按照规定缴纳粮赋。为了合理征收，他还制定了明确的标准：所有建册的屯田，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起课，上地每顷起课18石，中地每顷起课15石，下地每顷起课12石；若无力缴纳粮食，也可按每石7钱银子的标准抵交。

为了防止征收的钱粮被挪用、贪污，孙传庭还特意下令，将所有收纳的钱粮全部运送到永丰仓统一管理，这些钱粮除了用于军饷外，仅能用于各地军队修筑城墙、工事等军事用途，任何个人或部门不得擅自挪用。

经过孙传庭的铁腕清理整顿，以及对违抗者的武力镇压，陕西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改观。短短一个月内，“所清厘而归之天子者，计兵得九千余，饷银一十四万”，陕西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最不缺军饷的军镇，为后续镇压流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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