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揭言官四宗罪，叹大明亡局悲（1/2）

但凡研究历史的评论者，在提及明朝言官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其树立为正义的使者、道德的化身。细究其中缘由，或许是因为这些评论者多为文人，而明朝的言官群体，也基本由文人构成。“兔死狐悲，同类相怜”，出于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在笔下难免会对言官留情，甚至有意拔高其形象，着力粉饰其行为。可若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明朝言官的真实面貌，我们便不得不换一个视角，去审视这个被赋予了太多历史色彩，却也暗藏诸多阴暗面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他们犯下的罪过，若用四个字来高度概括，便是“滥”“贪”“凶”“狠”。而在大明历代皇帝中，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虽说明朝在名义上亡于崇祯一朝，但实际上，早在万历年间，大明王朝就已病入膏肓，走向衰败的命运早已注定。而明朝这股死亡气息的不断加重，言官群体可谓“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的权力范围之广，远超后世想象。他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上至天子皇帝，中至文武群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他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到了极致。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日常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无论是明面上的言谈举止，还是暗地里的闺阁秘事，都能被他们堂而皇之地当作弹劾的把柄。即便有些事从未发生过，他们也能依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无中生有的推理演绎，肆意揣测。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就没有什么是不能说、不能骂的。这种毫无边界的弹劾与批评，最终导致了言论泛滥成灾，也让整个朝堂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与内耗之中。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单从“评事”这一官职名称，就能看出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他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奏疏中的措辞之激烈、态度之严厉，堪称古今罕见。几乎就是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笔下，万历皇帝被描绘成了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极点的君主，简直就是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禽兽。

倘若放在今天，有人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谩骂乃至人格侮辱，脾气暴躁者很可能当场爆发，大打出手；即便是冷静、理性之人，也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与尊严。可万历皇帝身为一国之君，手握天下最高权力，面对这样的羞辱，却只能忍气吞声。他实在气不过时，也仅仅是将雒于仁革职为民，便再无进一步的惩处。

为何万历皇帝会如此“宽容”？并非他脾气好，而是在整个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敢对言官下狠手，永乐皇帝朱棣敢将顶撞自己的方孝孺株连九族之外，后续的历任皇帝，几乎没有谁敢因为言论问题而杀戮官员。“杀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愿意背负的罪名，因为这会被视为“昏君”的标志，遭到后世的唾骂。也正是这种对言官的过度“保护”，成为了明朝言官弹劾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他们深知，即便自己言辞过激，甚至造谣中伤，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革职为民，无需付出生命代价，如此一来，便愈发肆无忌惮。

言官们往往以朝廷“清流”自居，自认为是圣训国法、纲常伦理、道德公义的唯一掌握者。所以他们在发表言论时，总是理直气壮，摆出一副公道正派、大义凛然的姿态，仿佛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可若是仔细研究明朝历史上的一些弹劾案例，我们便会发现，并非所有言官的弹劾，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于公理与道德的考量。

有些言官，或许不贪财色，不谋富贵，但他们却极度贪恋名气、名声、名望。在他们眼中，“名”与“利”是对等的，“名”虽然是无形的资产，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巨大利益。这种对“名”的刻意追求、肆意追逐，其本质与贪财贪色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贪婪。

为了求名、出名，言官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小儿科；他们公认且一贯奉行的风格是：事有唯恐不骇人听闻，立论唯恐不偏执极端，言辞唯恐不夸张激烈。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弹劾会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自己的纠察能不能帮助延续国运、匡扶正义。他们追求的，只是“一骂成名天下知”的效果。最好能因为“骂”而身死，这样便能万古流芳，成就保质期更长、收益期更久的“美名”。

更有甚者，一些言官的动机极为阴暗。他们将“骂”这种舆论监督手段，当作了政治斗争、势力博弈的武器。通过对朝臣、甚至皇帝进行无限制的攻击，来提高整个言官群体的政治分量和社会影响力，进而维护并扩张自身群体的势力。若是以对“名气”这种无形资产的贪婪程度作为评判“贪官”的指标，那么明朝的言官群体中，恐怕有不少人都要名列“贪官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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