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畸形的明朝财政体制（1/2）

回去的路上，夏华认真而深入地思考着“国家财富”这个重大且复杂的问题。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致命的主因之一就是没钱。根据多方严谨的史料记载，明政府每年的国库财政收入约为三百万两白银，少时会跌至二百万两，多时会增至四百万两，不过，明朝的赋税还有粮食等实物，但真金白银就小几百万两。

财富是人创造的，中国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明朝延续二百几十年下来，中国的财富总量肯定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都去哪儿了？反观明朝下一个的清朝，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国库财政收入高达约八千万两白银，巅峰时期曾逼近九千万两，可以说是完爆明政府。

这么一对比，明政府真是穷得可怜。

清朝比明朝有钱得多，根本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清朝人口远高于明朝，人多了，创造的财富也多了；

其次，清朝在时代上已接近现代，社会生产力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进步，税源也比属于古代的明朝多很多，除了传统的农业税、盐铁税、市税等，还有工商税、对外商贸的关税等；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清朝全面地剥夺了士大夫缙绅们在明朝享有的“免税特权”。

明朝很穷，特别是到了明末，朝廷穷得叮当响，老百姓也穷得喝西北风，银子去哪里了？去权贵官商、豪强士绅们的私人腰包里了。

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已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了，典型代表就是商业最发达的江南，明朝时，江苏、安徽、上海组成南直隶，清初时，江苏、安徽、上海组成江南省，这个江南省有多发达呢？就这么一个省，上缴给朝廷的赋税足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并且南直隶或江南省不等于江南，“整个江南地区”还要再加上浙江、赣北等地，

可想而知，“江南”这个地方有多发达，举目江南，商铺如林、工场如云，天下之繁华无出此地其右。淮扬的繁华在“密度”上超过江南，但在体量上是不如江南的。

然而，明朝的商业税却低得可怜，仅为“三十税一”比例。这么低的商业税，放在明初百业待兴时期是利大于弊的，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放在明朝中后期，明显太低太低，导致本该属于国家的大量财富流入了私人腰包。不仅如此，明朝的商业税表面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存在着非常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

由于商业税只有三十税一而且实际缴纳比例更低，这就使得富得流油的江南在明朝上缴给朝廷的赋税少得惊人。怪谁呢？怪朱元璋，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就是他定的，他为什么定得这么低？因为他是农民出身，重视农业、轻视商业并且完全意识不到商品经济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

明朝、汉朝，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但它们真的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可朱元璋思想传统，仍然是以千年前的老模式制定明朝的赋税国策的，他严厉地“重农抑商”，在看到商业被严重地压制了，加上他又轻视商业，所以没对商业征收较高的赋税，

过了二百年，明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已名存实亡了，商业日益红火发达，但明政府还刻舟求剑地以二百年前的标准向商人们征收那点少得堪称隔靴搔痒的商业税，这是明朝赋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的一大恶果，导致明政府白白地损失了惊人的税收。

政府设立重税压榨盘剥民营企业肯定不对，但跟宋朝的比较合理的“每五抽一”商业税相比，明朝的商业税确实太低太低了，甚至就这区区的“三十税一”，朝廷都吃不上，因为偷税漏税行为在明朝中后期已是明目张胆的“行业潜规则”，于是，朝廷眼看着商人们赚得日进斗金、豪强大族富可敌国却没法从他们身上收到税。

在征收商业税这件大事上，清朝是明朝的鲜明对比。

中国自古以来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盐铁税、市税、酒税、路税等，没有真正的商业税，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虽然一直在发展，但迟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体系，朝廷自然没有产生征收商业税的意识，直到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商业正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新高度，具有了收税的价值，但明政府却又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没有与时俱进地开辟商业税，

明朝灭亡后，清朝建立，清政府继承了明政府各方面的体系，明朝的商业在进入清朝后发展得更加繁荣发达了，但清政府因为明政府没有商业税，所以也没有商业税，使得清朝的商人们也因为拥有“免税”这个巨大的优势而赚得积金累玉，直到晚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的攻势犹如燎原野火，每打下一座城市都能在当地商人们身上搜刮到极其丰厚的油水，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政府与之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打仗是最烧钱的行为，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足足耗费了约一点七亿两白银，为此，清政府国库严重亏损，财政已濒临枯竭，继续这样下去，清政府就算不在战场上输掉战争，也会因耗尽财力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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