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种子（1/2）

长远布局的思路确定后，周瑾瑜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具体的人选上。他深知，播撒“种子”是风险极高的工作，稍有不慎，不仅会毁掉有潜力的年轻人，更会危及自身。因此，他遵循着极其严格的原则：绝不主动发展，只做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观察；绝不暴露身份，只以学者、专家的公开形象出现；绝不建立直接联系，只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渠道进行有限度的思想交流。

他心中有几个初步的观察对象，都是在之前“长远布局”阶段接触中留意到的。

第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个叫陈启明的学生。周瑾瑜后来又去工大做过一次关于“公共卫生与城市近代化”的讲座，陈启明再次到场，并提出了一个关于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推行卫生政策差异性的问题，显示出他不仅关注技术，更关注政策背后的政治意图。讲座后，周瑾瑜“顺便”提到学校图书馆有几本关于日本近代医学史和社会政策的日文原版书（这些书是日伪为了宣传“文明开化”而引进的），或许可以参考。这是一种隐蔽的引导，让陈启明自己去阅读和思考。

第二个是铁路局防疫站一个叫赵志刚的年轻技术员。周瑾瑜因工作关系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发现他做事认真，对铁路沿线一些因战争导致的卫生状况恶化（如难民聚集地疫情）流露出真实的忧虑。有一次闲聊，赵志刚提到他有个表哥在关内，很久没音信了，语气中带着担忧和迷茫。周瑾瑜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乱世之中，家人平安就是福”，没有多言，但记住了这个有家庭牵挂、本性善良的年轻人。

第三个比较特殊，是《大北新报》（日伪控制的中文报纸）印刷厂一个叫林秀芹的年轻女校对。顾婉茹在一次太太聚会上，偶然听一位太太提起，她家远房亲戚的女儿在报馆做校对，抱怨每天要校对大量歌颂“皇军赫赫战果”和“大东亚共荣”的虚假文章，心里憋闷，常私下里跟要好的同事发牢骚。顾婉茹留了心，但没有主动接触，只是记下了这个名字和大致情况。这是一个对日伪宣传有本能反感和怀疑的年轻人，而且身处信息传播的关键环节。

周瑾瑜决定，对这三个“种子”，采取不同的、极其谨慎的培育方式。

对陈启明，主要利用学术渠道。他通过工大一位相熟（且相对不那么狂热的日籍）教授，以“鼓励优秀学生”为名，捐赠了几本内容相对客观的英文科学期刊和学术着作（这些期刊在当时的哈尔滨很难得，但周瑾瑜通过防疫总部的特殊渠道可以弄到）给工大图书馆的指定阅览区。捐赠是公开的、匿名的（通过那位教授转交），书籍内容也严格限定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绝不涉及政治。但周瑾瑜知道，一个真正有求知欲和思考能力的学生，在阅读这些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西方科学文献时，自然会与日伪控制下僵化、充满政治说教的教育环境产生对比，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一种“开窗”式的引导。

对赵志刚，则通过工作关系进行更实际的帮助和影响。周瑾瑜在检查铁路防疫工作时，发现赵志刚负责的一个小站点缺乏必要的消毒药品，主动以防疫总部的名义调拨了一些，并“随口”指点了几种在物资有限情况下替代消毒的方法。赵志刚非常感激。周瑾瑜趁机说：“你们在一线，最清楚民生疾苦。做好防疫，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老百姓，比空喊什么口号都强。”这句话，既符合他“防疫专家”和“务实官员”的人设，又暗含了对日伪空泛宣传的否定，强调了具体工作的实际价值。后来，周瑾瑜还以“研究铁路沿线疫情数据”为名，向赵志刚要过一些不涉及机密的车站人流和卫生状况的统计简报（这些数据本身不敏感），并会在交还简报时，对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如某个小站难民聚集，缺医少药）表示一下“关切”，有时甚至能推动防疫总部象征性地拨点微不足道的物资。这让赵志刚觉得，周科长是个“能做点实事”的上司，虽然身在伪职，但心系百姓。这种“务实”和“人性化”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影响。

对林秀芹，周瑾瑜和顾婉茹商量后，决定采取更间接的方式。他们不能直接接触报馆人员。顾婉茹利用一次去市场买菜的机会，“偶然”遇到了那位提起过林秀芹的太太，闲聊中“无意”说起，自己以前也喜欢读点书，可惜现在市面上好书难找，尽是些宣传册子。那位太太附和，并提到她家那个亲戚女儿（即林秀芹）也抱怨没书看。顾婉茹便说，她家里有些旧书，多是小说杂文，如果那位姑娘不嫌弃，可以借去看看解闷。过了几天，顾婉茹整理出几本巴金、茅盾等进步作家战前出版的、内容相对温和的小说（这些书在日伪时期未被明确列为禁书，但也不受鼓励），以及两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合订本（内容涵盖科学、文化、社会评论），用布包好，托那位太太转交。书籍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中蕴含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和现实主义关怀，与日伪鼓吹的“奴化”文化截然不同。对于一个内心苦闷、对现实不满的年轻知识女性来说，这些书可能是一扇透气的窗户。

这些行动，每一次都如履薄冰。周瑾瑜和顾婉茹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捐赠书籍的渠道是否干净？对赵志刚说的话是否超出“防疫官员”的合理范畴？转借的书籍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他们确保，即使对方将来出事，或者被调查，从这些接触中也绝对无法追溯到他们的真实意图，更无法构成“策反”或“通共”的证据。他们做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专家”或“热心的邻居”，提供了一些知识、帮助或精神慰藉。种子能否发芽，何时发芽，长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种子”自身。

这个过程缓慢而安静，没有戏剧性的场面，但周瑾瑜能感觉到某种微妙的变化。陈启明后来托那位教授转交了一封简短的英文感谢信（写给匿名捐赠者），信中除了感谢，还提到了阅读那些期刊后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的思考。赵志刚在工作中更加积极，有时会主动汇报一些沿线看到的、他认为周科长可能关心的民生情况（虽然不涉及军事）。至于林秀芹，顾婉茹从那位太太那里听说，她收到书后非常高兴，还悄悄问有没有更多类似的“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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