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孙元化平反（1/2）

第一节：旧案沉渣起波澜

宁远城外的校场上，杀声震天。新军火器营的士兵们以整齐的队列进行着装填、瞄准、射击的循环操练，燧发枪的爆鸣声连绵不绝，白色的硝烟如同地泉般一次次喷涌、弥漫，又被辽东凛冽的寒风迅速撕扯、吹散。骑兵营则在更广阔的场地上奔腾驰骋，马刀雪亮，蹄声如雷，卷起漫天烟尘。

王磊一身戎装，并未披戴那身御赐的蟒袍玉带，而是与普通将校无异的铁甲，站立在点将台上，面色冷峻地注视着下方的训练。自那夜总镇府宴席之后，他练兵愈发严苛，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士兵们虽苦不堪言，但无人敢有怨言。因为他们亲眼见过这位副总兵是如何与士卒同甘共苦，也深知他所说的“要想活下去，活出人样，就得靠手里的刀枪”是何等残酷的真理。那五千两“羞辱性”赏银的传闻早已在军中悄悄流传，反而更激发出一种同仇敌忾、自强不息的血气。

一名亲兵快步上台，低声禀报：“总镇，京师来的天使已入城，传旨意，请总镇回府接旨。”

王磊眉头微动。又是圣旨？距离上次升迁旨意到来不过月余，这次又会是什么？是进一步的“恩赏”，还是……敲打？他面上不动声色，吩咐副将继续督操，自己则带着一队亲兵拨马回城。

总镇府门前香案早已设好。来的并非王承恩那般地位的太监，而是一位面生的中年宦官，神色倨傲，带着京师天使特有的、对边镇武夫的疏离与矜持。宣旨的流程一如既往，骈四俪六的辞藻听得人头晕，但核心意思却让王磊心中猛地一震。

旨意并非直接关乎他，而是翻出了一桩尘封数年的旧案——登莱巡抚孙元化案！

旨意中称，经查，原登州巡抚孙元化，虽有驭下不严之过，致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部将叛乱，然其心仍在社稷，其才实属难得。尤其于西洋火器之引进、仿制、运用，颇有建树，于国朝武备确有贡献。先前论罪弃市，实属量刑过重。今特旨昭雪，追复原官（虚衔），准其归葬故里，并允许其子孙承荫。

这旨意来得突兀，且语义含糊。所谓“经查”，是经谁查？为何在此时旧事重提？王磊跪在地上，心思电转。他敏锐地注意到，旨意最后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着辽东副总兵王磊，体察圣意，若有余力，可酌情考量登州火器旧匠之收用，以为练兵之助。”

王磊瞬间明白了。这绝非皇帝突然念及孙元化的旧功或心生怜悯。崇祯皇帝的性格，他通过洪承畴的信和自身的遭遇已深有体会，绝非宽厚念旧之主。这背后定有推力。而最后那句看似随口的“着王磊酌情考量”，更是将皮球巧妙地踢到了自己这边。

“臣，王磊，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磊压下心头波澜，恭敬接旨。起身后，他示意亲兵取来一包早已备好的银两，不动声色地塞给宣旨太监：“公公远来辛苦，些许茶资，不成敬意。”

那太监掂了掂钱袋的分量，脸上的倨傲之色稍减，挤出一丝笑容：“王总镇客气了。皇爷对总镇可是寄予厚望啊。”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这孙巡抚的案子，能翻过来，可是不易。朝中有人下了大力气，汤若望汤先生连着上了好几道奏疏，陈说火器之利，言及孙巡抚之冤，甚至求到了宫里几位娘娘那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王总镇您在宁远仗打得漂亮，皇爷和朝堂诸公，总算又想起这西洋火器的好处了。这差事，皇爷可是默许，交给您来办了。”

王磊心中豁然开朗。果然是他和汤若望此前秘密商议的后续！自宁远大捷后，他深知燧发枪与新式练兵法虽初见成效，但要想持续壮大，乃至对抗未来的巨大风险，必须有一个稳定、高效、技术先进的后方基地和人才来源。登州，这个孙元化曾经苦心经营的火器重镇，虽遭叛乱破坏，但其遗留的工匠、技术积累，乃至潜在的西洋技师资源，都是无价之宝。

然而，孙元化是钦定罪臣，直接触碰与其相关的一切都是政治禁忌。因此，在王磊的授意和资金支持下，留在京师的汤若望开始活动。汤若望以其西洋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以及精通历法、火器的学识，得以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他不断向皇帝、后妃乃至有权势的太监灌输火器强国之理，并巧妙地将孙元化塑造为一个富有远见却不幸被部下拖累的悲剧性技术官僚，而非叛逆。

王磊的宁远大捷，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看，精良的火器和新式战术，确实能对建奴取得巨大胜利！这极大地加强了汤若望言论的说服力。皇帝在“重振武备”的现实需求下，加之可能存在的后宫或太监的耳边风，终于松口，同意为孙元化有限度地平反。但这平反极其谨慎，追复原官只是虚名，真正的用意，藏在最后那句交给王磊的“酌情考量”里——朝廷不想明目张胆地重建登州火器局，那太打先前定案诸公的脸，也容易引发朝野非议。但若由一位刚刚立下大功、需要火器助战的边将，以“收用旧匠”、“练兵之助”的名义，私下进行，则阻力小得多，成了是朝廷的功绩，败了或惹出麻烦，则是王磊“擅专”或“办事不力”。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交易和风险转嫁。王磊心中冷笑，但面上却对太监感激道：“多谢公公提点。王某必竭尽全力，不负圣恩。还请公公回京复命时，多多美言。”

送走天使，王磊回到书房，立刻修书两封。一封是给洪承畴的密信，详细报告旨意内容，并分析其中利弊，请教洪师的意见（尽管他已知洪承畴大概率会支持，但姿态必须做足）。另一封，则是以极其隐秘的渠道，快速送往京师汤若望处，信中只有简单一句：“事已成，可放手施为，速往登州，一切依计行事，所需银两，即刻奉上。”

他知道，汤若望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不仅是为了实践其科技传教、服务明朝的理想，也是为了告慰其好友孙元化的在天之灵。

接下来的日子，王磊一边加紧练兵，应对开春后可能到来的建奴反扑，一边耐心等待登州的消息。他派出了几名精干且通晓工匠事务的亲信，携带重金，先行潜入登州一带，暗中寻访因战乱而流散的原登州火器局的工匠，悄悄开始接触和招揽。

与此同时，朝野上下对于孙元化平反一事，也泛起了小小的涟漪。一些清流言官果然上疏，表示“罪臣之案，关乎国体，岂可轻翻”，但都被皇帝留中不发，或由杨嗣昌等人以“陛下念其旧功，特示恩恤，无关国法”为由搪塞过去。注意力很快被其他更紧迫的军国大事，如李自成部再次活跃、中原灾荒等所吸引。这桩“有限平反”案，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这正是崇祯和幕后推动者希望看到的效果。

一个月后，王磊收到了汤若望从登州发来的第一封密信。信中使用了不少暗语和教会术语，但核心意思明确：他已抵达登州，凭借其西洋相貌和官方（尽管模糊）的默许，开始公开活动。初步寻访，共找到原登州火器局流散匠户十七户，技艺精湛者八人，均已承诺愿为重操旧业效力。更关键的是，通过澳门耶稣会的渠道和汤若望本人的声望，成功吸引了十二名来自葡萄牙、佛郎机（西班牙）乃至德意志地区的西洋技师（其中多数为火炮铸造师、机械师、火药配比师），他们或为寻求财富，或为传播信仰，或为实践技术，已乘船抵达登州。汤若望已在原登州火器局废弃的旧址附近，租赁院落，以“修缮教堂”、“慈善工坊”为名，初步建立了据点，但急需大量资金和物资投入，以及更明确的官方保护，以防地方官府滋扰或被残存的叛军余孽、海盗窥视。

王磊看完信，长吁一口气。最关键的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他立刻下令，从郑彩秘密渠道运来的白银中，拨出巨额款项，伪装成商队货物，由一队精锐老兵护送，火速运往登州。同时，他以辽东副总兵的身份，行文山东巡抚衙门（虽非直辖，但品级相当且有军务关联），措辞谨慎地提及奉旨“收用旧匠以助辽饷”，希望地方官府予以“酌情便利”，勿使“宵小惊扰”。他深知这公文效力有限，更多是起到一个告知和“扯虎皮”的作用，真正的保障，还得靠暗中输送的银两和自身逐渐增强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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