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昭昭：东汉笔阵里的掌灯人 —— 班昭传（2/2）

班昭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引来一些大臣的非议。司空陈宠曾上奏太后，认为 “女子不得干政”，请求罢免班昭的顾问之职。邓太后却在朝堂上公开反驳：“班昭虽为女子，其才识胜过朝中诸卿。昔商王武丁用傅说，周文王访姜尚，皆为不拘一格降人才。今朕用班昭，非因私恩，乃因国事所需。” 这番话不仅保住了班昭的地位，更在无形中提升了女性在朝堂的话语权。

永初七年（公元 113 年），班昭的儿子曹成出任陈留太守，临行前请求母亲撰写家训。望着即将远行的儿子，班昭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又看到当时社会风气渐趋浮华，女子不知礼法的现象日益增多，便决定撰写一部规范女子行为的着作，这便是后来影响中国女性数千年的《女诫》。

在洛阳的冬日暖阳中，班昭坐在窗前开始撰写。她没有采用说教的口吻，而是以母亲对女儿的口吻，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阐述女子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书中提出的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四德，并非简单地束缚女性，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女性提供的一种生存智慧。

《女诫》完成后，首先在班家内部流传，很快便被邓太后得知。太后读后深受感动，下令将其列为后宫女子的必修教材，并推广到全国。一时间，《女诫》成为东汉社会家喻户晓的典籍，许多家庭将其作为女儿出嫁前的启蒙读物。班昭没想到，这部本意教导自家女儿的家训，竟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随着《女诫》的广泛传播，班昭的名声也达到了顶峰。当时的学者们尊称她为 “曹大家（gu）”（因班昭嫁与曹世叔为妻），许多名士都登门求教，就连着名学者马融也亲自到班昭家中，请求讲解《汉书》。每当有学子来访，班昭总是耐心解答，她常说：“学问如江海，无人能尽窥其源，唯有互相切磋，方能精进。”

然而，《女诫》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年轻女子认为书中的规范过于严苛，束缚了女性的自由。班昭得知后，并未生气，而是在一次讲学中解释道：“我着《女诫》，非为禁锢女子，实因女子在世间行走，更需智慧自保。如《诗经》所言‘淑慎其身’，并非懦弱，乃是智慧。” 她的解释让许多人茅塞顿开，也让《女诫》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元初五年（公元 118 年），班昭已年过七十，身体日渐衰弱，但她仍坚持整理《汉书》的注本。当时《汉书》虽已成书，但文辞古奥，许多内容难以理解，班昭便与马融等学者合作，为《汉书》作注，让这部史学巨着更加通俗易懂。她的注本旁征博引，考据严谨，成为后世研究《汉书》的重要参考。

晚年的班昭常常思念远行的兄长班超。当年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为东汉王朝开拓了广袤的疆域，却因年老思乡，多次上书请求归国未获批准。班昭得知后，亲自给汉和帝上书，言辞恳切地写道：“超年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之齿终矣……” 这封上书情真意切，和帝读后深受感动，当即下诏召回班超。当班超终于回到洛阳时，兄妹相见，恍如隔世，班昭握着兄长枯瘦的手，泪水潸然而下。

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邓太后驾崩，东汉王朝陷入权力动荡。已年过七旬的班昭自觉无力参与朝堂纷争，便辞去所有职务，回到扶风安陵的老家。在故乡的老宅里，她整理一生的着述，除《汉书》的续写与注释外，还有赋、颂、铭等多篇文学作品传世。其中《东征赋》描写了她随儿子曹成赴陈留上任途中的所见所感，文字清丽，情感真挚，被后人誉为东汉抒情赋的佳作。

同年八月，班昭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消息传到洛阳，刚刚亲政的汉安帝悲痛不已，亲自下诏为班昭素服举哀，并派使者前往安陵吊唁。这在东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殊荣，一个女性能够获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足见班昭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班昭去世后，她的事迹被载入《后汉书?列女传》，成为后世女性效仿的楷模。她续写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 “史学双璧”，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女诫》虽然在后世被一些人曲解为束缚女性的工具，但在当时却起到了规范社会风气、提升女性修养的作用。

千百年后，当人们翻开厚重的《汉书》，抚摸着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班昭在青灯古卷前的执着与坚守。她以女子之身，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在史学、文学、教育等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她在《东征赋》中所写：“君子履信，无不亨通。” 班昭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也为中国古代女性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她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智慧与坚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