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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泉湖西岸，邵夫子祠堂的南面，就是当年夏峰先生讲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在这里建起了“夏峰祠堂”。如今，这里已成了辉县市委党校的所在地。“夏峰祠堂”又称为“孙征君祠堂”，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先后11次征召夏峰出仕做官，都遭到拒绝，后人美誉其为“征君”。

孙奇逢幼年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一次，老师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当如何办7岁的孙奇逢不假思索，应声而答：“效死勿去”成人后的孙奇逢还是这种性格，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年代，他为了营救恩师左光斗，不惜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想方设法。他的这种义举深为时人推崇。从此以后，四方有志之士，慕名从学之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孙奇逢屡次拒绝征召，除了淡泊名利之外，还有难言的苦衷，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明王朝行将倾覆，大局已定，而且对李自成的起义也有看法，认为李自成不过是“为他人办薪水耳”。清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孙奇逢均托病不出。

公元1645年，清朝廷实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圈田”：即把北京周边500里内的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孙奇逢老家的田地也被圈占，他只得带着全家南迁。当时辉县的百泉和苏门山早已名声在外，尤其是自北宋邵雍起，到元代姚枢、许衡等大批学者在苏门山讲学，百泉湖畔已成为中原理学研究的中心，孙奇逢决定投奔苏门山。

一代学人孙奇逢初到辉县时，生活极其贫穷，全家寄居于旅舍，甚至他的妻子病死后竟无处下葬。当时朝廷的水部副使马光裕敬佩孙奇逢的为人和学问，就将其在苏门山脚夏峰村的土地和房屋慷慨地赠送给他。从此，孙奇逢在百泉湖边安身立命著书立说，讲学论道。

辉县市文物局的张有新局长说到孙奇逢在百泉讲学的盛况时激动不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孙奇逢在百泉湖边住了25年，这25年中，他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只有8个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孙奇逢的门人很多，仅从夏峰年谱统计，就有200多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薛文柞、贾三槐、贾尔霖等等。就是在他南迁苏门的途中，不但有士子跟随求学，而且随时都有人带着礼物前来拜师。孙奇逢移居夏峰村后，跟随他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且逐年增多。有退休的大官回家后拜在他门下的，有千里迢迢送儿子到百泉跟他学习的。凡是朝中的公卿大夫出差路过这里时，都是让骑马驾车的随从退避，自己只身一人来见夏峰先生。四方的学者，背着书箱，提着衣服的前襟，弯着腰，见了夏峰先生恭恭敬敬地拜倒在地。朝中的高官，州郡的长官，来到夏峰先生的书院，扫地抹桌，希望先生能多给一些教诲。除了讲学授徒，夏峰先生还著书立说，他写有理学宗传、日谱、读易大旨、四书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书院鼎立盛世流芳

说到百泉的厚重文化，历代延续的百泉书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早在五代末年，百泉就建立了第一所私立书院，拿现今的话说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性质，名字叫“太极书院”。主讲人是谁现在已无从考证，只知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是以易学为主。北宋初年，中国渐渐显露出太平气象，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显身扬名，居官从政”，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太极书院”由于基础较好，这时开始“大显身手”。到了北宋中叶，“太极书院”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书院，根本原因是一代著名理学家、名师巨儒邵雍常年在此讲学。因为邵雍的缘故，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著名理学家相继来到百泉，一边和邵雍切磋学问，一边讲学授徒。一时间，“太极书院”高朋满座，从师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

金朝时，“太极书院”遭到破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的书院。到了元代，“太极书院”在原址上恢复重修。因为一些汉族儒士长期的反元情绪，使得书院没有大的发展。随后，当时著名的学者姚枢、许衡、赵复等来这里讲学，使“太极书院”重振雄风，并始终保持着北宋时遗留的自由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