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经筵新声，格物入策（1/2）

承烨关于“本末之思”的感悟，并未止步于格物轩内的讨论。他深知，要将“格物致用”的理念更深地融入自己对治国之道的理解，乃至未来影响这个帝国，仅凭一群少年在东宫一隅的探索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更广阔的舞台，需要与帝国传承千年的经义之学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

机会出现在不久后的经筵讲学之上。经筵，乃是为帝王及储君讲解经史、探讨治道的重要场合，庄重肃穆，历来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宣讲地。此次讲学，由一位以学问渊博、持重守正着称的翰林学士主讲《尚书·洪范》，阐述“五行”、“五事”、“八政”等治国大法。

老学士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将“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与君王修德关联，将“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与施政纲要结合，讲得条理清晰，义理精深。众讲官、侍读学士皆凝神静听，频频颔首。

承烨端坐于御座之侧，亦是听得认真。待老学士讲毕，按惯例，皇帝或太子可提出疑问，相互切磋。裴砚今日似有考量，并未开口，目光落在了承烨身上。

承烨会意，他深吸一口气，稳定心神，起身向讲官行礼，而后声音清朗地开口：“先生所讲，博大精深，儿臣受益良多。然，《洪范》八政，‘食’为首，‘货’次之。‘食’之根本在于农桑，‘货’之流通关乎百工。儿臣近日读《考工记》，有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又思及前贤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敢问先生，这‘利器’之工，这探究万物之理以利农桑、便百工的‘格物’之学，在八政之中，当居于何位？与君王‘敬用五事’中之‘视’、‘思’二事，又有何关联？”

此言一出，满堂皆静。

经筵之上，向来是探讨仁义道德、君臣纲常，何时有人将“百工”、“利器”、“格物”这些在士大夫眼中属于“末技”的概念，与《洪范》这等治国大经相提并论？

那主讲的老学士亦是怔了一下，他看向承烨，见少年太子目光澄澈，态度恭谨，并非故意刁难，而是真心求教。他捻须沉吟片刻，方缓缓答道：“殿下此问，发人深省。《洪范》八政，提纲挈领，所言乃治国之宏纲。‘食’‘货’居前，足见生民之本。然，‘利器’之工，实为达成‘食足’‘货通’之具体途径，可视为行八政之‘器用’。至于‘格物’致知，乃是明了事物当然之理，其目的仍在‘利用厚生’。君王‘视’需明察，‘思’需睿智，明察万物运行之规律（格物），睿智以选用良器善法（致用），方能更好地施行八政，此乃‘视’‘思’之功用在实务之体现也。”

老学士的回答，既维护了经义的正统地位，将“格物”、“利器”归于“器用”层面，又巧妙地将之与君王的德行修养联系起来，承认其必要性。可谓四平八稳，滴水不漏。

然而，承烨并未满足于此，他追问道：“谢先生指点。然则，若‘器用’不精，则‘宏纲’难张。譬如农器不利，则‘食’政难兴；漕船不坚，则‘货’政难通。如此看来，这‘器用’之学，虽为‘末’，是否亦为‘本’之保障？若士人皆视工巧为末技，不屑深究，则这保障‘食’‘货’之本之‘器用’，又将由谁来钻研、改进，使之精益求精，以固国本呢？”

这一问，更为尖锐，直指当下士林风气与实务需求之间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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