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2/2）

转天，陈玄坐火车去了纽约，在斯诺的公寓里，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听完留学生的困境，当即答应撰写文章：“我1936年在延安见过你们的同志，他们为国家奋斗的样子我记得清楚，现在这些孩子想回国建设，美国政府不该拦着。”一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斯诺的评论《禁锢学者非美国之幸》，文中提到“数十名中国留学生被困美国，他们的研究本可造福人类，却因政治偏见被剥夺归国权利”，在学界引发不小反响。

郭永怀离美那天，朱成碧站在“荣记”杂货店的门口，望着旧金山港的方向。上午十点整，三声清脆的汽笛穿透薄雾，她知道，那是“江海号”发出的安全信号——郭永怀已经顺利登船。老杨从里屋走出来，递过一瓶酱油，瓶底贴着张小字条：“郭已登船，护照无误。”朱成碧把字条塞进兜里，抬头时，看见巷口的米勒正收起收音机，脸色比从前阴沉，却没再上前盘问。

这一年，共有十二名学子借道英国、墨西哥两国归国。当陈玄在账本上画下第十二个红圈时，香港华润公司发来电报：“郭永怀抵京，总理亲往机场迎接。”朱成碧把电报读给公司的老伙计们听，阿福笑得眼角起了皱纹：“咱们没白忙，这些孩子回去，国家就能造更多好东西了。”

1956年夏的旧金山，麦卡锡已病逝一年，美国对华留学生的管控虽未完全解除，却已无往日的严苛。陈玄站在“江海号”的驾驶舱里，看着最后五名学子走上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头发有些花白的钱学森，他穿着件灰色西装，手里攥着本《工程控制论》，扉页上的字迹朱成碧再熟悉不过，是总理的题字：“为国铸重器”。

三天前，老吴送来的总理第四封信，成了这五年航程的收尾。信纸是崭新的米黄色，字迹从容而有力：“成碧、陈玄同志：五年之约将满，诸君以血肉为桥，送归留美学子五十六人，其功至伟。钱学森同志获释，乃中美大使级会谈之重要进展，亦赖诸君数年铺垫。国内‘一五’计划即将收官，鞍钢高炉日产钢已达万吨，长春汽车制造厂每月驶出两百辆解放牌卡车，沈阳飞机制造厂已开始研制喷气式歼击机，此皆有归国学子之功。今剩最后五人，借‘江海号’直航香港即可——港英当局虽有试探，然华润公司已稳固港澳商贸渠道，接应无忧。昔年沪上雨雾，君等冒锋镝送药救亡；今旧金山晴空，君等渡重洋送才兴邦。五年艰险，终换归帆点点。若二位愿归国，国内已为君等备妥岗位：陈玄同志可赴交通部参与远洋航运规划，朱成碧同志可入外贸部协调侨商事务；若需留美继续联络侨胞，亦听君便。北京秋凉，香山红叶已渐红，盼君等归，共赏秋色，共话建设。伍豪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于北京”

此刻，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拂过甲板，钱学森走到陈玄和朱成碧身边，声音带着难掩的哽咽：“这五年，辛苦二位了。我在洛杉矶被软禁时，每次收到琼斯教授转来的消息，都知道你们在为我们奔走，心里就有了盼头。”朱成碧笑着摇头，从内袋里掏出那叠信，阳光透过信纸，把“伍豪”二字照得透亮：“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真正记挂你们的，是国内，是总理。”

远处，华润公司的汽艇缓缓驶来，艇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格外鲜艳。接应的同志跳上“江海号”，握着陈玄的手说：“总理特意交代，让我给二位带句话：‘五年辛苦了，欢迎回家。’”

返程的“江海号”上，陈玄在账本的最后一页写下：“1951年12月至1956年9月，共送归留美学子五十六人，悉数安全抵境。”朱成碧靠在舷边，望着祖国方向的云层渐渐散开，阳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条金色的路。突然，船载收音机里传来新华社的广播声，那熟悉的、庄重的语调，在海面上回荡：“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今日上午九时，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厂试飞成功，该机由归国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等参与设计，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迈出关键一步……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我国‘一五’计划重点项目鞍钢无缝钢管厂今日投产，可生产直径两百毫米以上的无缝钢管，填补国内空白，该厂技术团队中，归国留学生占比达三成……”

陈玄走到朱成碧身边，两人相视一笑，眼里的泪终于落得轻快。五年风雨，他们从旧金山的浓雾里出发，借道墨西哥的夜色，穿过英国的海峡，终在1956年的晴空下，迎来了归帆满港。那些藏在货舱暗格里的图纸、夹在《圣经》里的散页、信封里的牵挂，都化作了祖国大地上拔地而起的厂房，化作了划破天际的银鹰，化作了账本上一个个鲜红的圈，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坚守。

船行至南海时，收音机里的广播还在继续，朱成碧摸出那支1938年的毛笔，在信纸背面写下：“沪上雨雾已散，金山晴空正好，归舟已至，家国可期。”海风拂过纸页，把字迹吹得轻轻颤动，像在回应远方北京的牵挂，也像在诉说这五年里，那些从未改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