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胆子太小了（2/2）

会议从盛夏拖到秋凉，友谊宾馆的客房换了三茬，某位代表的行李箱滚轮天天在走廊里磨，硬生生磨平了半公分。当服务员第四次来催退房时，墙上的挂历“哗啦啦”翻到了九月，窗外的梧桐叶都开始往下掉了，方案还是没个准信。

某天傍晚，走廊里突然传来沙哑的哼唱声，是工人老大哥爱唱的调子，却被改了词：“方案推倒几十遍哟，磨穿鞋底难定板——”“耳旁风再猛有啥用？教室大门焊得严！”唱歌的是位来自工厂的代表，声音里满是无奈，听得人心头发酸。

部长办公室里，刘西尧还在盯着文件上“推荐入学”四个字，指节捏得发白，连指甲盖都泛了青。抽屉深处，三封来自基层的加急电报像烙铁似的发烫——里面全是老百姓的呼吁，求着恢复考试。他忽然想起半年前交接核试验防务时，老部下跟他说的那句叹息：“部长，这回您要蹚的雷区，可比罗布泊凶险百倍啊！”

就在会议陷入胶着，连代表们都快失去耐心时，一位名叫穆扬的《人民日报》记者站了出来。他天天泡在会场，敏锐地察觉到，束缚教育界手脚的“两个估计”，根源深扎在过去的特殊时期，不把这根毒刺拔了，招生改革就是空谈。

穆扬回到报社，连夜奋笔疾书，写出了一份直指问题核心的内部报告——《全教会那份 “纪要”到底怎么回事？》。报告里把“两个估计”的危害说得明明白白，还列举了基层学校的真实情况。这份报告像插上了翅膀，迅速送到了高层手中，印在了1977年9月15日那份编号“特 628 期”的《情况汇编》上。

可刘西尧的反应，却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态度暧昧不清，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报告送过去后就石沉大海，没了下文。正因为这份 “暧昧”，北京这场决定千万青年命运的“高招会”，陷入了漫长的拉锯战，方案迟迟定不下来。

僵局最终还是惊动了这位可爱的老人。会议开到第36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位可爱的老人亲自出马，还拉着负责科教工作的方毅同志一起坐镇，把刘和几位副部长都叫到了跟前。这场重量级谈话，正是被穆扬那份掷地有声的内部报告直接点燃的。

这位可爱的老人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严厉：“管教育的部门，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过去的包袱不敢动，将来是要栽大跟头的！”他重申了之前科教座谈会上的观点：“教育战线过去十七年的工作，主流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 对于教育部在高招会上还被旧框框束缚，他显然非常不满。

“文件上画了圈，不代表里面就完全没有是非对错！”这位可爱的老人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我们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思想体系，不能断章取义！”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语气更重了：“对那份错误的《纪要》，必须批判！要划清是非界限，不然教育改革根本没法推进！”

说到这儿，他看向刘西尧等人，眼神里带着质问：“你们到现在还没掌握主动权，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太小——是怕跟着我走，又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