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国际科研合作启（2/2）

与EMA的对话则更像一场微妙的外交谈判。林闻溪亲自带队，与EMA的专家们举行了一次远程工作会议。他没有急于推销中国的标准，而是首先系统介绍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复方药物的临床实践基础以及中国在中药质量控制、临床评价方法上所做的探索（包括真实世界研究、证候疗效评价量表的使用等）。

EMA的专家们听得非常认真，提问也极其专业和细致。“林教授，我们理解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是中医的核心。但在药品审评中，我们需要可重复、可测量的标准。您如何确保基于‘证候’的疗效评价在不同研究者、不同中心之间保持一致？”

林闻溪早有准备，他展示了实验室正在参与制定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操作规范（SOP）》初稿，以及一些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舌诊、脉诊仪进行客观化采集和分析的初步探索。“我们完全认同标准化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不是放弃特色，而是用现代技术手段使传统特色变得可规范、可测量、可评价。我们希望与EMA合作，共同探索一套既能体现中医优势、又能满足国际监管要求的评价体系框架。”

这番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为后续成立一个中欧“中药复方药评价方法学工作组”奠定了基础。虽然前路漫长，但坚冰已经打破。

与此同时，实验室也迎来了第一批实质性的国际访问学者——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年轻博士后。他们的到来，在实验室里激起了一阵“文化震荡”。

这两位美国学者思维活跃，习惯于直奔主题，对实验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到底，对数据的处理极其严谨甚至有些苛刻。他们起初对“痰热闭窍”这样抽象的证候概念感到十分困惑，不断追问：“这个‘证’能不能用一个生物标志物 panel 来定量定义？”

傅求真团队的成员一开始有些不适，觉得对方过于较真，甚至有些怀疑论调。但林闻溪鼓励大家：“不要有抵触情绪。他们的质疑正是我们提升研究严谨性的磨刀石。把他们的问题当作我们完善自己的机会。”

于是，实验室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中美两国的年轻研究人员围绕着一个动物模型的造模标准、一个炎症因子的检测方法，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需要傅求真或陈邦本出面调停。但正是在这种碰撞中，双方的思维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中方人员更加注重实验设计的严密性和数据的规范化处理；美方人员则开始慢慢理解中医整体观念背后的逻辑，甚至尝试用网络药理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一天晚上，林闻溪路过实验室，发现傅求真正和那位最爱提问的美国博士后汤姆森一起，泡在电镜室里分析一组脑组织切片，两人一边看一边用英语夹杂着生硬的中文激烈讨论着，旁边写满了公式和白板画满了信号通路图。看到林闻溪，傅求真抬起头，虽然脸上带着疲惫，眼中却有光：“主任，汤姆森刚才提出的这个图像分析方法，可能真的能更精确地量化小胶质细胞的活化状态！我们以前的半定量方法确实不够精确。”

林闻溪笑了。他知道，真正的国际合作，此刻才在这小小的电镜室里悄然生根发芽。它不仅仅是协议的签署、人员的往来，更是不同科学文化、思维方式的深度交融与互鉴。

国际科研合作的大幕，至此才算是真正开启。 它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更是全新的视角、更高的标准以及更广阔的平台。林闻溪仿佛看到，一条曾经看似封闭的河流，正在汇入浩瀚的全球科学海洋，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前方的航程必然还会遇到风浪，但航向已经指明，帆已张开，唯有乘风破浪，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