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五代遗产：乱世对宋朝制度的影响（2/2）

司马光凑近展柜，仔细看着“藩镇自铸钱币”，又翻出《五代制度考》中“后蜀货币混乱”章节：“后蜀孟昶铸‘广政通宝’，与中原钱币成色不同，商人跨境贸易需‘以物易物’，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大宋铸‘景德元宝’，全国成色统一，江南的丝绸能换河北的粮食，这正是制度进步的好处。”

赵承则盯着“朝廷统一军籍册”，想起自己在西北核查军籍时的场景：“晚辈去年在泾原，见军籍册上每个士兵的‘籍贯、武艺、战功’都记录详尽，连哪年入伍、哪年受赏都有记载，这比五代时‘将领手写私籍’强太多！至少不会有‘空额冒饷’的蛀虫——去年查出来三个冒领军饷的将领，都是靠军籍册的‘三重核对’揪出来的。”

傍晚时分，夕阳透过窗棂，洒在“五代节度使印”与“枢密院调令印”上，金色的光斑让两件文物更显庄重。赵仲、范仲淹、司马光、赵承围坐在长案前，讨论“五代遗产对新政的启示”。

“老夫以为，五代遗产有三：其一，‘权分’之必要——防藩镇、防将领专权，此为‘守成之基’；其二，‘效率’之不可丢——乱世需快刀，治世亦需‘急事急办’，此为‘应变之要’；其三，‘民生’之根本——五代苛税亡民，大宋需轻徭薄赋，此为‘长治之本’。”赵仲总结道，手里摩挲着《五代制度考》的封面，“这三点，正是你父亲赵烈毕生总结的‘乱世治世三戒’。”

范仲淹点头：“赵先生所言，正是新政的核心。如今新政拟‘裁冗官却保民生’（淘汰冗余却不苛待致仕官员）、‘给将领临时调兵权却留追责制’、‘统一地方财权却不夺民生之利’，皆是对五代遗产的‘扬弃’——取其‘防乱’之智，弃其‘暴虐’之弊；取其‘高效’之魂，弃其‘无序’之祸。”

赵承看着案上的文物，突然感慨：“晚辈以前总觉得五代制度全是弊端，如今才明白，大宋的好制度，都是从五代的坏制度里‘熬’出来的——没有五代的藩镇乱，就没有大宋的分权；没有五代的将领专权，就没有大宋的枢密院；没有五代的货币混乱，就没有大宋的统一钱币。”

司马光提笔在纸上记录，写下“五代为鉴，宋制为果；乱世为根，治世为花”的句子，递给众人：“学生以为，这十六字可总结五代与宋初的制度关系。咱们研究五代制度，不是为了批判，是为了明白‘今日之治，来之不易’，更是为了让新政能‘承五代之鉴，开大宋之新’。”

赵仲接过纸条，看着上面的字迹，想起父亲赵烈临终前的话：“老夫这辈子，记录五代制度，不是为了让后人骂五代，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治世的制度，是用乱世的血换的；今日的安稳，是用昨日的苦熬的。”他眼眶湿润，轻声说：“君实这十六字，正是你祖父的遗愿。”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五代遗产”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庆历四年，观宋初制度与五代遗物，叹大宋制度实乃五代乱世之‘反哺’——五代乱在‘权独’，故宋制‘分权’；五代乱在‘兵私’，故宋制‘兵公’；五代乱在‘财散’，故宋制‘财统’；五代乱在‘法废’，故宋制‘法严’。然五代遗产非仅‘教训’，亦有‘启示’：其‘将领临机决断’之高效，其‘地方应急之灵活’，其‘乱世护民之初心’，皆为宋制可借鉴之‘利’。故曰：五代非‘无用之乱世’，乃‘宋制之母’；宋制非‘凭空之治世’，乃‘五代之果’。赵烈亲历五代，深知‘遗产之重，在取其利、避其害’，此反思，亦为完成其‘以五代为鉴，立大宋长治之基’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制度考》与《庆历新政·制度改革稿》、司马光的“十六字总结”放在一起。窗外的海棠花在月光下静静绽放，像在为这场跨越乱世与治世的制度对话作见证。他知道，五代的遗产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它会融入大宋的制度血脉，在庆历新政的推进中，在后续的朝代更迭中，持续发挥作用——提醒后人，治世的安稳从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乱世的废墟中站起，在对遗产的扬弃中，一步步走向更成熟的治理。

此时的枢密院，范仲淹还在灯下修改新政的“军事分权细则”，笔尖写下“临时调兵权不得超过三千人、事后三日需补报”的条款；司马光在史馆整理《五代制度考》的抄本，准备编入《资治通鉴》的“五代部分”；赵承则在禁军营地，向将领们讲解“新政军事改革”的细节，手里拿着枢密院刚下发的“临时调兵流程册”——一场围绕“五代遗产转化”的制度革新，正在大宋的土地上深入展开，它源于乱世的教训，源于治世的需求，更源于赵家、范家、司马家等无数人对“大宋长治久安”的执着，而这份执着，终将让五代的血泪遗产，真正转化为大宋治世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