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2）

我尽可能地在每次晤谈结束后写下详细的记录，不过每次记录的详细程度仍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治疗初期，有几次的记录并不完整。我会以引号表示患者的部分口述内容，而除此之外，我无法将他的联想及我的诠释逐字逐句地重现出来，也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有时候焦虑会让理查沉默好一段时间，可分析的素材也因此减少。患者的行为、姿势及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还有联想之间停顿的时间长短，都是记录当中无法描述的，而这些细节在分析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诠释的时候，我一贯的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任何明喻、暗喻或引述来解释我的观点（分析成人或儿童都不例外）。在本书中，当我要回溯前几次晤谈的细节时，为达到简洁的目的，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然而在实务上，即使是要帮助患者回顾先前的素材，我也从不使用专业术语，不管是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我认为尽量使用患者曾经说过的字词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减低患者的阻抗，还可以帮助他完整地回想起我提及的素材。在分析理查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提到几个他原本不懂的词汇，例如“性器官”、“有性能力”、“性关系”或是“**”。从某个时候开始，理查称这个分析为“这个治疗”。诠释时，我会尽量使用理查的语言，但是在记录时，我只能够大略摘要，而且有时候会把好几个诠释都整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比较长，实际上这些诠释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游戏，或是理查自己的评论。

另外，在素材以及诠释中要定义某些概念时，我认为有必要采用学术词汇。不过当然，对儿童说话的时候我不会使用这些理论概念，而是在记录时把这些专业术语放在［］里。

基于保密原则，患者的背景细节做了部分更动。我在本书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任何人物或外在环境的指涉。如我在序言中所述，即使是在这么多的限制下，我确信透过本书的描述，我已忠实地呈现此案例的分析历程及我的分析技巧。

从一开始，我就得知整个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仍然决定接下这个工作，因为理查让我觉得纵使分析成效有限，我还是能够让他的情况有所改善。理查深知自己的困境，而且极度希望能获得帮助，所以我确信他一定会十分配合分析的进行。我也知道往后几年他没有机会再接受分析。当他知道有一个他认识，而且年纪比他大的男孩也是我的病人之后，就更渴望能接受我的治疗。

自始至终，我都保持一贯的治疗技巧和原则，不过在重读这份记录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案例中回答的问题比其他案例多。理查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不过渐渐地，他开始了解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整个治疗愈接近尾声，他愈害怕失去治疗。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正向反移情（positive uransference），不过我很小心谨慎地秉持基本原则，也就是持续地分析我所面对的正向、负向移情以及深层焦虑。

我认为，不论情况多么艰难，分析理查因恐惧战争所引发的焦虑，【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heory of Ay and Guilt, 1984，《克莱因文集Ⅲ》〔Writgs III〕）。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我相信，我已经避免了因同情病患所受的苦及正向反移情所可能导致的问题。

如我所预期，此案例的分析成效确实有限，可是对理查往后的发展仍然有影响。他后来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就请了家教，最后还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与同侪的关系改善了，对母亲的依赖也减少了。后来还培养出对科学的兴趣，也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在战后还有见到理查几次，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机会继续帮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