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1/2）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国门。“**”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一九七八年，“文革”结束，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二十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

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二十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土里土气，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小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五千万吨，只有两千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四十万吨。而国内，年产五千万吨煤大约需要十六万名工人，相差八十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三百五十万吨，职工七千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两百三十万吨，有六万七千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二十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六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七十四岁。”认错是痛苦的，但这更见一个伟人的伟大。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一九八四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这就是当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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