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青州府中学堂（一）（1/2）

火车到青州府车站，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因为在青岛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府衙门里已经派人到车站来接了。

安伯夫妇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学堂教算学的胡菊如同居，他们早先已约定了，我没有带家眷来，就住在学堂里。

我到学堂还没有坐定，正想去拜谒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报：“太尊来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称，（清制：知县称大老爷，知府以上，方称大人，不过太尊是知府专有名称。）原来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为最尊，他每次出衙门，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哪里去，也先有人快马通报，因此学堂里，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们即赶紧来通报。

果然不一刻儿工夫鸣锣喝道，府大人已来了。他是翎顶辉煌，朝珠补服地坐在会客厅里，这就使我很窘了。因为那时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亲的孝服未满，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为我是承重孙），虽然有一套素衣冠，却不曾带来。这时他衣冠整肃地先来拜客，而我却便衣出迎，未免失礼不恭。但这也无可如何了，不过我当时和彭诵老曾经说过：我是不懂官场规矩的，诵老说：曹耕翁最和易可亲，熟不拘礼的，到此也没有办法，只得穿上了一件布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乡长者之礼，依苏俗唤他为老伯，并请一切指教。又说：“在守制中，未具衣冠，殊为不恭。”他说：“我们概不拘礼。”又说：“我们做了官，只能衣冠桎梏的了。”

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是青州府里聘请的，好像人家请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们以尊师之礼，一定要先来拜见。他去了以后，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请我在花厅相见，什么升炕咧、献茶，完全是一套官场仪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亏我在南京蒯礼卿先生处，稍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闹出笑话来咧。譬如官场的会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轻喝的。倘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旁边的仆从人等，立刻高声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当主人端茶时，他便招呼一声道：“随便喝！”只这“随便喝”三个字，仆从们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为了学堂的事，我初来时，茫无头绪，自然要和他详谈一下，他也谈得非常坦白而诚恳。他说：“我们是科举出身的人，当京官磨蹬了好几年，放了外任，对于现在办学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要政府厉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办中学堂，各县要办小学堂。这里本来有个云门书院，我把它改办了一个中学堂。起初以为也照从前的书院制度，选取几个高材生，在此肄业就是了。哪知现在的新法必须要英文、算学、理化等等，要成为一个新式学堂规模，那就要请一位专家来办理了。彭诵翁推荐阁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东虽是圣人之邦，风气却还闭塞得很，据说：青州一府，还算是较优秀之区咧。”

原来青州府城内有三座学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学堂，那是青州府办的官立学堂；一座是益都县小学堂，这是益都县办的官立小学（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还有一座是青州蚕业学堂，是省里办的，而由益都县兼管的，因为这地方宜于养蚕呢。这三座学堂以外，便只有私塾了。晚清自拳变以后，上下内外，都想变法厉行新政，办学堂对于外任府县，上司有个考绩，不能马马虎虎，于是他们遂有不得不办的趋势了。

青州府这个中学堂，对于学生真是优待极了。不但是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所有膳宿费一概不收，并且还有膏火，真是极尽招徕之道。因为当时此地风气未开，父兄都不愿子弟到这种他们目为洋学堂里去读书。青州一府所辖有十余县，十余县里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学堂来肄业，然而来者却很寥寥。在我初来的时候，学生还不到六十人，但到后来渐渐扩充，到我两年以后走的时候，也仍不过八十余人。因为学生全都住在学堂里（他们是各县来的），斋舍有限，再添学生，便要再建斋舍，并且府里的办学经费，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随意扩充呀。

学生是由各县保送而来的，并不是像科举时代的县考府考的考取的。据说：当时征求学生，也和征兵一样难。贫家子弟，不是没有读书的，他们大都务农为生，要在农隙时，方才读书，谁能舍农业而出门读书呢？富家也持保守主义，不相信那种用夏变夷之法，他们还是相信科举不能废，考试有出路。所以这个中学堂，虽是极力征求，百般提倡，来者究竟不多。

我在这个中学堂里，却有几位学生，年龄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岁（旧历虚岁），他们有年龄过三十岁的。

这时候大家拖着一条辫子（我也拖着一条辫子），我见那些学生，有的是红辫线的，有的是黑辫线的，不解何故？因之请问于那监学李先生（他是监学而兼庶务的），他是安徽人，年约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东了。他告诉我道：“这里面有分别，凡是红辫线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黑辫线的，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一看，学生中黑辫线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结婚的人了。已结过婚的人，要他们当学生，住在宿舍里，半年不得回去，无怪他们视学堂为畏途了。

这些学生中，有已进过学的秀才四五人，而且还有一位举人先生，这使我很为惭愧，因为我只是一名诸生，而我的学生，却是一位孝廉公，这如何说得过去呢？我便去请教曹耕翁，他说：“他虽是个举人，学问也浅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县人，其人颇想知道一点新学，他要进中学堂来，我们也不好拒绝他呀。或者，请你特别给他谈谈，他是只领膏火而不住斋舍的。”我便约了他谈谈，此公姓李，年不满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长。但其人甚为谦抑，常对我“老师”“老师”，叫不绝口。我想：在我们江浙两省中，一个举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绅士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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