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临危受命（1/2）
第七十七章
临危受命
葛玉书一直在医院里泡着，看样子近期都没有出院的意思，曾思涛对葛玉书是不可不防，但是也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葛玉书身上，葛玉书在经济方面连纪委也没有查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普江南单枪匹马也就更难，曾思涛暗示普江南就先顺着赵老八那条线继续查着，看顺着那条线能不能查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随着接触的增多，曾思涛对普江南也越来越了解，保持着军人本『色』，『性』格比较直，有点大大咧咧的，让曾思涛有点头痛的是普江南的工作作风有点粗野。
人事上的任命的事情曾思涛除了给刘锡华『露』了『露』口风，对常委会上的人事决定曾思涛没有再告诉别人 。曾思涛没告诉『毛』子新，『毛』子新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每当有人事任命的时候，只要正式的任命还没有下来，传闻总是很多，这样的小道消息总是很准的，其中关于他的传闻不少，但是关于财政局长的人选，也是有很多说法，他只是传闻稍稍比别人热门一点，『毛』子新也有些忐忑不安，他对于局长的位置也是很有想法的，但是毕竟和曾思涛接触的时间不长，曾思涛虽然背靠王玉生，但是，财政局这样的位置，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曾思涛能不能趁机把他扶正，实在是很难说。他也不敢去问曾思涛，问李成全，李成全也是模棱两可，人事任命下来，他的心里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这事他得感谢一下，送礼他是不敢送的，他听李成全说，曾思涛是不收礼的，请曾思涛吃饭，曾思涛又太忙，『毛』子新少不借着汇报工作的由头跑到曾思涛办公室汇报一下，曾思涛也是例行提醒约法三章，水至清则无鱼，搞点灰『色』收入什么的那还关系不大。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其他方面出点问题，都还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不管如何，曾思涛再一次提醒，『毛』子新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教训。还暗示这一次『毛』子新的任命有很多人反对，一点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曾思涛还特别提醒『毛』子新不要因为在他的任命上有不同意见就在财政拨款上有所怠慢，大局观一定要有，该拨款的还是要拨款。
曾思涛看着『毛』子新出门，想着他要用人，也要能体现出他的用人风格来，就是要低调做事，少惹事，不能让别人过多的诟病。即使曾思涛就是告诫他们，亲近他的人一个个都还是难掩喜『色』，这一次他在常委会上的胜利，让大家真正明白了曾思涛在龙江的地位，都觉得有了盼头。
虽然曾思涛一直没有向别人提起过常委会上在任命刘锡华和『毛』子新的问题上和廖喜峰有分歧，但是常委会上的情况还是有人透『露』出去了，到后面都传成了曾思涛在常委会上一句话提了一个局长，一个『政府』办主任，拿要撤掉一个局长和主人，那还不易如反掌？这事在龙江官场的震动那是可想而知，原来还对曾思涛有些轻视的人，这一下都知道曾思涛真是不好惹，龙江乡镇区直属机关和街道办的头头们不再敢在曾思涛面前阳奉阴违，本来区委里面曾思涛排第四，这葛玉书是明显不行了，曾思涛的个人威信超越管帽子的分管党群的书记向存林，成了实质上的龙江的二号人物。
曾思涛对这样的传闻也是略有耳闻，不过他现在根本没心思关心他是几号人物，他现在正在头痛的是，国家要在明年正式施行酝酿已久的分税制改革，但是省里要庆东先行一步，先『摸』出一条路来，选择庆东先行试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庆东既有好的县，也有差的县，两级分化严重，好的坏的地方都可以看一看效果，市里把这好的试点县（区）选在龙江。
这事曾思涛知道，但是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记得实行分税制好像还有几年的时间，仔细一想，才知道吧时间记错了，这任务是廖喜峰从市里领回来的，廖喜峰把他找到办公室，先征求他的意见，这事具体实施还是得靠『政府』那边。
曾思涛经济专业毕业，对财政制度还是比较熟悉，建国以来，财政体系体制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建国初期是执行的统收统配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达二十年之久。八十年代初开始改行“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八八年又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但这些改革都没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在确定建立市场经济的方针后，这样的财税支部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经济形势的『逼』迫下，开始酝酿改革，财税改革终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实行分税制，由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了经济『性』分权。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百分之二十五的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地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税收划分大致如此：中央税包括了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等；地方税包括了地方企业所得税、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遗产赠予税等。共享税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
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由于分税制还是在『摸』索阶段，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矛盾，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地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基层的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也就是没有开发新的税种税源，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这话有点拗口，简单的讲就是县区乡镇的支出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财政收入的钱不够财政支出；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地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地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实际上就是基层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欠发达的基层『政府』，吃财政饭的人员连工资都无法保证，并且很多欠发达省份的财政收入也有限，没有办法对基层进行补贴，这就产生了后来所谓的中央财政补贴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注：事权简单地说，就是某项事务归哪一级『政府』管。事权的特定含义，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有企业与事业等的行政管理权，它反映的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
曾思涛对这事还记忆犹新是因为分税制的实施遭到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强烈反对和质疑，这项税制改革实际上一是加强了中央财政的权力，二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规模比较大，上缴中央的税负比原来要多，欠发达地区改制后，虽然也很困难，但是国家也不会不顾及这些地方拿财政工资的人的工资和社会公共事业，由于国家会倾斜，欠发达地区反而是受惠，沿海发达地区觉得吃亏了。所以实当时这项税制改革，沿海省市的领导称之为“杀富济贫”，但是不管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有多不甘心和有多么大的意见，最后还是得执行中央的决策，不愿执行的，就换个愿意执行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虽然分税制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财政权收归中央，中央通过财政调配，对欠发达省份进行财政补贴以及转移支付或者减免，对于平衡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沿海的经济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并且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迅速走上了快车道，每年以较快的增长速度递增。也正因为如此，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国家也才有底气，全部减免农业税，终结了延续上千年的皇粮国税的历史。曾思涛看了看愁眉苦脸的廖喜峰，显然他对这分税制也作了了解，看样子也是有点看法。
“我们龙江这回又被市里抓了壮丁，足足要比其他地方早开始半年，这半年多上缴的部分肯定又要被市里扣下。”
不管两个人有什么矛盾，对龙江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两个人都会一致对外。曾思涛想了想，说道：
“喜峰书记，关于提前上缴的部门，我们一定要据理力争，龙江虽然比市里其他地方日子好过点，但是用钱的地方也很多，市里不能老拿龙江当冤大头，我们龙江已经是做出了太多牺牲了，总不能老当冤大头。不过，提前实行分税制，既是坏事，同时也是一件好事。” 曾思涛看了廖喜峰一眼说道：
“分税制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肯定是要在全国实施的，这已经是有定论的了。我们先行一步，走在了前面，实际也就领先别人一步了。我们的状况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区里的基础在那里摆着，吃财政饭的工资是能够确保的。”
“这个，我也值得，本来我还想明年经济总量突破五十个亿的，看来要成为笑话了。”
“不，喜峰书记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分税制不但不会对喜峰书记提出的突破五十个亿的目标产生多大的消极影响，好好实施，反而会有所促进的。我认为喜峰书记的突破五十亿的经济总量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规划，困难很大，但是绝不是不可以实现的。”
廖喜峰听见曾思涛这么一说，眼睛也是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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