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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军后勤补给的困难，但是为了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应在保证士兵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利用此难得的机会极力扩大部队规模。

实际情况也确如王英楷所料，在海城商团加入义勇军的带动下，以及义勇军准备扩军的消息传出后，牛庄、海城和鞍山等地的很多民间自发抗日武装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都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

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在辽东岫岩东南一带活动的一支由桂花岭煤矿矿工组成的乡团武装。他们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极力堵御，以抬枪、土炮毙敌无数，与倭寇相持甚久。岫岩陷落后，数月来他们转战南千山山区和大洋河南北，四处游击袭扰倭寇。如今这支近700人的矿工武装，在首领马成玉的带领下，辗转数百里来到狼岩寨，要求参加义勇军。短短十余天功夫，远征军的人数就急速扩大到7500多人，整整增加了一倍有余。

第四十章辽东战未休

正当义勇军忙着扩军之际，皇上封赏辽东有功将士的谕旨也传到了辽东。由于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赏，所以自刘坤一以下，人人皆兴奋不已。

冯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决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而心满意足，他是由此看到了义勇军发展壮大的远景。要知道，蓟辽走廊向来是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临榆更是扼着榆关道最脆弱的咽喉地带；而贺大哥又授职锦州，可以说蓟辽走廊的中段地区已全部控制在义勇军手里。

当年袁崇焕抗击皇太极就是在锦州、宁远和山海关构筑了蓟辽走廊三条防线，遏制住了后金南下中原的喉咙；而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在制定辽沈战役实施计划时也曾说过“锦州一拿下来，这一局棋子就全活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锦、榆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辽西地区还是东北的重要产粮区，当年就有“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之说。辽西距当时的新兴工业重镇、自咸丰年间就被称为东北最重要商埠的港口城市营口也不甚远，这都会给义勇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干部会上，冯华的一番分析辽沈战役一段没有讲让李九杲和义勇军的所有干部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义勇军正在走向发展壮大的快乐之中时，朝廷派李鸿章与倭寇议和的消息又传到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冯华、邢亮和所有的远征军将士仍然非常失望，义勇军的艰苦奋战和800多名将士的生命最终换来的竟然还是议和。冯华知道：只要进行议和，这场甲午战争中国最后的一线胜机也将彻底失去，辽东大捷的胜利只不过会让中国少输一些罢了。

虽然对失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冯华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是自己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了，满清朝廷的决策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目前，义勇军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确保部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义勇军人数的大幅增加虽然看起来让义勇军势力大增，但冯华清楚的认识到部队的实力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下降。无名洞先进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让义勇军的战斗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新加入的这些部队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冯华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义勇军的扩编包括以前和现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由于很多人都是带着部队来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这个问题由于以前部队规模小还不很明显，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杜绝，它不但会极大的影响今后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会成为制约义勇军发展壮大的一颗毒瘤。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组，将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再次整编，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萌芽遏制在摇篮中。

在进行了一番诸如部队建设、人事管理和军队法纪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后，义勇军对现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整编：远征军总指挥冯华、副总指挥邢亮兼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李九杲兼参谋长连顺由于已官复原职，只待伤势好转之后即赴锦州上任，副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黄德贵；下设三个步兵团由于人数不足，除一团以外，二、三两团每团暂为两营，团长分别为林喜、张作霖、王英楷；鉴于“辽东大捷”中骑兵大队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将骑兵大队扩编为骑兵团马匹尚有所欠缺，团长萧山；一个炮兵团包括原先的迫击炮营、利用缴获日军大炮组成的炮二营和用放在龙口街的山炮、野炮组成的炮三营，团长刘三林；一个特种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孙宝义；一个警卫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冯德麟；新成立的后勤部，由于部长郑偃武远在龙口街，暂由副部长王承斌代理部长，专门负责后勤辎重和医疗卫生等事宜。另外，以龙口街的三营、五营为班底，再加上周围地区的团练组成独立团，团长张立三，副团长杜桂平原龙城团总。至此，义勇军完成了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编，义勇军总人数包括独立团已达9000人，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朝廷虽然最终并没有采纳自己“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刘坤一经与宋庆、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和冯华等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要利用当前辽东战局的有利形势继续给日军以军事压力，为即将开始的中日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3月16日，为了就近指挥对海城日军的再次围困，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扭转战局后不久，就将指挥行营从山海关移驻到了营口。当然为了钦差大人的安全，冯华和远征军也跟着开拔到了营口与海城之间的塔山铺、铁岭屯堡一线，这也是刘坤一敢于移师于距离海城、盖平近在咫尺的营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坤一虽然一力主战，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是生性小心谨慎的他也非常清楚在朝廷尤其是太后议和决心已定，以及倭寇实力犹存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绝对得不偿失。打胜了固然更增荣耀，可一旦失利则前番的战果也会前功尽弃。而且他老于官场，深谙保存实力的重要，辽东大捷已经足以让他在朝廷重臣中间风光八面，太过冒险的军事行动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因此冯华的“避免对日正面作战，骚扰其后勤补给”的建议正好和了他的胃口。于是刘坤一立即命令关外诸军在对日军的作战过程中，应以骚扰为主，务必要让辽东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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