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337（2/2）

这样的安排，是有着成功案例的。当年兴隆山会战，国家选派周胤、马世奇等八名举子官出任监军，不仅战事获得胜利，还锻炼培养了周胤、马世奇这样的优秀官吏。如今谁不知马郎的大名

训练由武学分担，装备由工部、科学院、参谋总部来协管，临战调兵由武英殿分议来做出决策，参谋总部负责选拔人员和制定战法。升降、后勤由兵部来管理。日常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监军指导员来负责。这样的文武搭配方法，不仅解决了前期由于摸索中改革的混乱状态，还可以切实做到军为国有的政治目标。

其次，李定国借着这次谈判、曹变蛟与黄得功软性换防、国家要求他负责监测曹变蛟等多个事件，顺势提出了“军不主民政”的原则。目前征西、征北、辽东、东江四大军系的驻扎地域，仍然属于军管制度。就是说军队主将对地方上的民、法、财、政，都有绝对的发言权。这种模式只能说是暂时机制。但古代中国的传统，就是如此，谁也没办法。更何况军管制可以做到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来达到最大管理效果。倒也不失一个良策。

可要总这么下去，兵为将私这种痼疾，就永远不会杜绝。因此现在，该是国家敲定一个成熟政策出来的时候了：

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可以实施军管制，毕竟军人流血牺牲的，在国家补贴不可能无限发放的前提下，适当的给他们开一个小口子，权当是抚慰哀伤的心灵了。

但这样的制度不可过长，最长最长不要超过三年，从战事尚未结束时，国家行政方面的文官就必须介入，等到三年过渡期结束之后，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立刻转为正常而又传统的“父母官”制度。由文官来分管地方事务，军人抽身而退，仍然保家卫国，却不得再干预民、法、财、政。

这么一看，李定国方略就分为两大方面，普及监军，军管过渡期。

这两个制度，表面上看，似乎仅仅限于武将和文官之间互相划分清楚责权利的制度。实质上，是李定国比较和缓的规避中国政治中的最后一个政治课题。

官商直接勾结，必然导致政府的黑道化管理。如何让小民不再饱受盘剥，挣扎在凄风苦雨中苦盼有人带领他们武装暴乱。是摆在任何一届政府面前的头等难题。

所谓黑社会体制，就是流氓恶霸具备政策权，只有先答应缴纳保护费，才允许营业。不交钱，就砸场子。小民辛苦伐木烧炭，缩在城门外的柳树下，一直等到天寒地冻，方才去城里贩卖，为得就是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可谁料想，一道黄绫系上牛头，整车的木炭，就被抢走了。

古往今来，小民的苦楚，就源于官商勾结，并进而引发政府的黑道化管理。

做好该做的事情，不要越线捞过界，这就是李定国方略的精髓所在。

第三十四章：军神裁决

英雄莫问出处

其实刘惟敬到达北海望海堡，除了国家任务之外，还带着一个私人请托。那就是有人希望刘太医做一回儿“月老”，替代王府的一位远房乡君，向李定国求亲。

跟以往类似，本次联姻活动，同样具有深意。

自从国家采用“卢法”规定“天下田亩，一家三代所耕，不可超两千定数”之后，对于土地具有一种病态追求的广大农民、地主阶级，就陷入了某种“慌乱”之中。

中国人的情绪，从骨子里是比较悲观的，凡是那些有点儿名气的诗人，所留下来的千古佳句，起码八成都是感时伤秋。小说、戏剧、传奇中，悲剧结尾也占大头儿。就连曹操这样的雄才，也会因为乌鸦围着树杈飞而潸然泪下。还有那位著名的隋炀帝，也会喝多之后对着镜子大喊“这么漂亮的脑袋，会由谁来取走呢”

上述即可知，这种“强迫性民族抑郁症”得有多么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已不可考，也许是因为农耕文明中，生活的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天公是否作美吧，谁知道呢不过悲观情绪更容易造就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这倒是真谛

总之吧，卢法限田令之后，一群勤劳、善良、略有些不自信的百姓，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加“幸福”，为了让自己家的田地更多一些，都以最大热情，充分开动了他们那灰色的小细胞亦即大脑，开动的结果就是“媒婆”这个行当，焕发了新的生机。

因为限田令是存在系统漏洞的，根据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成来看，任何政体下都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那么相对来说，针对皇族勋贵改革的玉牒新章就属于限田令的上位法。而皇族，又当然拥有了一定特权。

大明皇族近30万人，经过改革后，拥有可世袭罔替爵位的皇族包括勋贵，仅仅不到9千人。剩余的20多万人，统统变成了贵子、乡君。

如此手术刀式的巨大改革，其影响异常深远。这也是曾经轰轰烈烈的“新七王之乱”，至今已经演变成闹剧的原因之一：由于众多贵族都不适应新的法案，所以跟在旧党身后闹事儿的皇族勋贵众多以七王为首，如此一来，北京方面不敢痛下杀手，万一伤了一个皇族，将来不好处理啊；

另外南京方面守成有余，北伐无力，守成是因为他们团结了一大堆脑满肠肥的皇族、勋贵，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财势，都足以割据江南，分庭抗礼。但要说指望这些人开疆辟土，那就连姜子牙他老婆扫把星马氏，也都不敢多一句嘴巴。

当初限田令玉牒新章两条律例颁布之后，也曾对这些贵子、乡君做过让步，给钱、给地、给田。那么这些人的田产，是独立在限田令之外的，就是说，如果某位聪明的地主老财家的公子，迎娶了一位乡君，那么他们家在三代之内，上限田亩可以达到4千亩。这就足以抚慰一些哀伤的心灵了。

因此，这么多年来，贵子、乡君与草根百姓通婚的范例并不罕见，大部分的贵子乡君不事生产，给他们再多资源，也早晚会败干净，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打理。而很多新兴的商人，为了能钻个空子，情愿花个万把两的白银，与贵子、乡君喜结连理。既可以名正言顺的多占些田亩，又能堂而皇之的享受到“万岁爷远房亲戚”的身份，何乐而不为之

于是可爱的中华民族，充分发扬了“走样”这个很特殊的天赋，开始了幕后的操作。这本事可不简单，就拿“媒婆”这个行当来说吧，大明20多万口子的皇族啊，有很多都类似朱怡一般，由郡王直降为贵子，其中还有不少尚在襁褓中的男女婴儿，就因为这群小娃娃拥有了2千亩的独立特权，很多恶搞性质的娃娃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