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尽（三）（2/2）

“这样的民族，岂是外人能够征服的——非得自杀自灭起来，”周绪垂头感慨，情绪陡然低落，“非叛徒范文程、宁完我之流为博仁出谋划策、改革军政，非降将李永芳、孔有德之辈为萨族刺探情报、改进火器，非晋商范永斗之人突破宣朝经济封锁，为东虏提供粮草铁器，萨族如何会发展壮大？”

“吾此生有三恨，一恨将士临阵脱逃，二恨文官勾心斗角，至于第三恨，”方几在周绪的拳下开出一道裂缝，瓷盏“嘭”地跳起有摔落，清酒渗入木板，“我最恨贪图富贵、出卖国家的叛徒！兄总督蓟辽半年有余，所做不过延续先师孙承宗的战略主张，筑城、屯田、练兵、构械，若有一点比先师更加看重，那便是——锄奸务尽！”

江永久久凝视自己的同年，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

自咸嘉十六年春从京城出发，江永抵达宁远时已过月余。他此来关外，一是监督押运官将六百万粮饷如数运至军中，防备他们在途中克扣，二是将在京为质的周绪妻女送到辽东，让周督师安心对付萨兵，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与博仁议和。

周绪督天下援兵之前，咸嘉帝也曾在杨嗣昌的鼓动下起过与萨族议和的念头，然而此议在朝堂一经提出，反对的浪潮便层叠打来。这其中固然有华夷之辩、民族大义的考量，可对文官嘴脸有过深切了解的周绪并不会只做此想——咸嘉帝一向刚愎自许，即使认同此刻和谈迫在眉睫，来日危机解除，定会追究首倡议和之人的卖国之罪。为了保住权势荣华甚至是生命，国家桢干们无视客观情况，一致反对议和，从而间接导致了萨军的入关侵略与京畿民生的再次凋敝。

“座师一向坚决主张，今再起和谈之议，似有难言之隐，”周绪与江永并辔而行，将亲卫远远甩在身后，“关内难道已衰疲至此？”

“不瞒兄台，京城的确已是强弩之末，”江永低声说道，“中原赤地千里，流寇遍布，而江南切断物资供给，京畿又现重大疫情，异变恐在呼吸之间。”

周绪面色微变，口中嗫嚅片刻，终化为一声苦笑，“座师借内官之力废君夺权，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宦官向无大义，遇利则如蚁附膻，遇害则退避三尺，一旦欲壑难填，不免反扑……”

“座师如何不知？他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志，”宁远至锦州一路萧索，荒溪野草间尚有未及收殓的白骨，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去，枯蓬朽木依旧浸着血腥。江永四下打量，见沿路的大小台堡正在修复，崩城败壁尤现于外，不禁黯然，“其身已迟暮，名已狼藉，所做皆如蚊虻负山，商距池河，尽百力而少有一功也。”

“恒之此言差矣。座师之功绩，兄试言之：虽京中百事凋零，然九边军饷充足，边防固若金汤，河南、关外士气大振，贼寇未能一逞，首辅失于京城，却功在地方。其废帝之举虽令人诟病，然自古帝王皆以黎庶为蠢蠢，侈然肆于其上，又有何仁义可言？愚腐者论天子为万民君父，然万民之安危喜乐又岂能系于一人？秦政已行两千年，如今正是改弦更张之时。纵使座师如填海精卫、泣血杜鹃般慷慨殉道，也只是失于当代，却功在千秋。”

江永不置可否。他是一个与时代严重脱节的人：当他的同龄人畅论“心外无物”的阳明心学，书写幽深孤峭的竟陵文章，他潜心钻研的是四书五经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待其释褐入仕，不就便远渡东瀛，而彼处的显学恰是推崇“忠君爱国”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他无法理解为何座师与周绪都可以将“君为民贼”如此轻易地说出口，可多年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积聚起在智识与经验上的自卑，令他只能用不示异同的做法默默抗拒。

“前路渺远，未知吉凶，暂不必论了，”周绪侧身看向沉默的江永，“和议之事，恒之与座师是如何想的？”

“按照座师的意思，求实不求名，只要萨人同意休兵，称呼、礼节能让则让，博仁称号建国，大宣予以承认，今后约为兄弟之国亦未尝不可。通款、岁赐尚需一争，座师给弟下了死命，每年不可过三十万。若遇裂土、割地之议则谈无可谈。”

“计划甚妥，只恐座师与贤弟身负卖国之名。”

“家国含垢，纵死何避，”江永故作轻松地扬起嘴角，“唯是兄台今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克服辽东大业，便要多多拜托了。”

议和比江永想象中要轻松得多。蓟辽督师周绪亲赴阵前、与萨军隔河对峙为外因，整肃的军容与高昂的士气令敌方不可等闲而待。江永精通谈判之道为内因，坚决不可行者则百折不回，可以商榷者便示以大度，但也是片言力定，绝不给对方留下狡辩之机。而在和谈前探取到额敌方情报成为了意外之喜：博仁鼻衄不愈，难以统掌军政，权臣亲贵面和心不和，三军士气渐衰，收兵之论甚嚣尘上。江永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成功与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达成和议，以每岁十万之银绢、两国兄弟之称，换得五年休兵之约。

大家心里都清楚，若无意外发生，两年便是休兵的上限。

密积的浓云压在宁远上空，虽是晌午时分，天色仍阴沉如夜。辽东总兵守在城门处，一俟周绪与江永出现在视线之内，立刻拍马迎上，将关内的急递交给江永。

“恒之，出什么事情了？”

“南京出兵北伐，半月前已经过江，”最坏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江永的心沉到谷底，“京师岌岌可危，弟需立刻返回。”

“我即刻点兵，随弟一道入援京师……”

“不。兄当以固卫疆土为要务，萨族兵马强盛，博仁虽然病重，其弟其子皆非善类，”江永打断周绪的话，“至于关内之事，我等尚有宣大、山西、山东多处官军可用，若是不济，畿辅驻军亦能保京师无虞。”

“弟的想法过于乐观。京师物力已竭，遇此强兵，恐有不可胜讳者，”周绪低声劝道，“恒之手无兵马，回京于事无补，何不留在辽东，助兄一臂之力？”

“兄的好意，江永心领。但弟身为天子佐官、元辅门生，危机关头，岂能茍且偷生、置君师于不顾？”江永拒绝周绪的挽留，毅然拱手告辞，“吾兄留步，江永先行一步。”

清脆的马蹄声渐行渐远，乌巾蓝袍在起伏的山岭间时隐时现。云间乍破一线薄亮，为那抹孤寂的身影描上一层金边。

“真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周绪站在宁远城外的山岗最高处，裹挟着沙石的狂风将他的视线遮蔽、叹息堵在喉中，“一个九死不悔的傻瓜。”

北伐大军终究未能渡过黄河。薛青玄与程言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他的亲信郑朗、韩文泰处处以掣肘程公为务，手下兵马皆待饷不进，真正出师北伐的不过两万南京营兵及程言直接统领的八千淮扬驻军。然而江南承平日久，军中早已是将骄兵惰，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稍遇阻击便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而逃。程言披肝沥胆、夙夜忧叹，换来的却是亲营被部下劫掠、监国和薛青玄命他停止北伐。进退维谷之下，他只能仓皇退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咸嘉十六年四月，封藩于山西太原的晋王林鸿涛突然发难，率三千家丁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并且散尽家财，广募晋、冀、鲁、豫乡兵。被杨光中追赃剥索的富商豪绅纷纷相应，不仅出兵出饷，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策反当地的官府与守军。朝廷立刻调动兵马镇压反叛，数次将晋王与后续加入的西河王及代王逼入绝境，然而真定巡抚与大同总兵的反水令局面发生根本性逆转。官军的节节败退暴露出他们战斗力的低下，越来越多的府、县在巨大的权钱诱惑下扯起反旗，而江南诸君却只是冷眼旁观。次年元月，林鸿涛兵分两路，一路南下辽州，沿邢台、河间攻取保定，一路则北上进攻宁武，经大同、宣府直逼京师。

三月十五日，晋王的二十万大军抵达居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