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古代刑罚的残忍性不代表刑法的不完善（2/2）

法网恢恢，但不是“普杀平民”。清代乾隆年间的《则例汇编》中对各种“小案”都有详细处理办法，例如盗伐木材、争水斗殴、夫妻争产，处理原则是调解为先、责罚为辅。杖打、笞打、枷号、警诫、训责是日常主要手段，极少动用死刑或断肢。

县令审案的主要任务是“调和而已”，比如婚姻纠纷、地界不明、债务争执，多数是“堂上劝和”，不判刑。

也就是说，古代司法多数是“治理型”，不是“惩罚型”；是“维稳型”，不是“刑杀型”。真正的杀戮，是极端、少见的现象。

古代官员断案，不是想快刀斩乱麻，而是“拖、审、请示、复核”。特别是涉及死刑案件，要层层上报：县、府、省、部、皇帝“五审制”，动辄拖个一两年。

明清时期的“秋审”、“朝审”、“大理寺复勘”等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误判”与“冤杀”。唐宋尤其重视证据与口供一致，强调“供词不合、不可入罪”；《洗冤集录》甚至发展出“尸检”“验骨”“辨毒”等古代“法医技术”。

越是大案，越要慎断，这是古代法律“惜命”原则的核心体现。

冤案并非法律不完善的证据，恰恰是制度运行的真实痕迹。因为有制度、有流程、有复核，才可能留下“平反”的余地。

比如《赵作霖冤案》在清朝咸丰年间被揭发，是因为其家属不断上诉，经省、道、部三审，终于平反。若无“申冤渠道”、若非卷宗完备，是不可能平反的。

明朝施行“申覆制”，犯人可越级申诉；清代设“申诉簿”记录重审案件。现代人讥笑“十年冤狱”，但十年能翻案，已经比很多近现代国家早了好几个世纪。

古代的“重刑”逻辑，是社会资源短缺下的控制手段。

为什么“偷三两银子”也要砍手？为什么“盗贼成群”要夷三族？归根结底，是国家没有能力长时间“养犯人”。

没有现代监狱系统，没有再教育经费，官府也不想负担“管饭”的成本。于是只能靠“一次性惩罚”——杖、流、斩、枷等迅速惩戒手段维持治安。

这不是法律野蛮，而是社会条件逼迫下的“效率法”。放在当时是理性的选择。

法律残酷，不等于制度落后。真正的落后，是无法维持法律秩序，不知如何界定是非，不知如何保障正义。

中国古代虽刑罚残酷，但制度逻辑是完整的。等级、身份、亲属、地点、时间——都在法典中详细记载；处罚种类、流程规范、责任划分——都能追溯可查；纠错机制、复审制度、赎罪办法——都有固定程序。

所谓“落后”，恰恰是误解。古代刑法在其历史阶段，是高度合理、实用主义和伦理主义结合体。

用现代眼光看古代刑罚，只看到“刀斧”，忽略了“法律”。

如果只看凌迟、斩首、刖足这些酷刑，就说古代“没人性”、“法治崩溃”，那就像只看显微镜下的细胞说“人类就是细菌”一样荒谬。

真正的历史法治，是一套复杂体系——既有道德伦理的牵引，也有行政效率的考量，更有制度层面的纠错能力。它也许不像现代法那么“人权优先”，但它自有一套“社会稳定优先”的逻辑。

残忍的是工具，严密的是制度。古代法律，是“猛药治乱世”的版本，是那个时代最能维持秩序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