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以私刑替天行道，真以为是义举吗？（2/2）

有人设想，如果主角加入了县衙，就能随意拷打犯人逼口供。这也不合史实。唐宋明清的刑狱制度里，哪怕是捕快、司吏，拷打也需上报并备案，必须“奉刑部令”、“奉县丞批”，私刑者将以“擅刑重责”。

明清尤其严禁“刑讯逼供”，如有错判，主审官员需“抵命偿命”。着名的“狱讼冤案”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口供，而是因为“刑逼妄认”。比如《清实录》中记载：某县衙以夹棍逼供致死，事发后知县被罢黜，司吏流放，捕快斩首。

一些大族设有“义庄”，内部调解族中纷争，处理轻微财产或婚姻纠葛。但这种“义审”须限于“不涉刑命”、“不扰他人”、“不设刑罚”。若擅用杖刑、关押，官府必然严查。

清代浙江布政使衙门曾因嘉兴某族“义审”打死庶人，连坐当事三十余人。此案警示朝野，“义审者非狱讼也，不得涉私刑；私刑者即贼盗耳”。因此，哪怕你是大族族长、地方望族，也不能随便惩人，私审即坐实“非法”。

“挖地牢、挂锁链”是重罪。一些小说描写主角挖地牢囚禁仇人、关押盗贼等，其实古代法律对此极为敏感。《大清律》中有“私设牢狱”条款，明确指出：“凡私囚人者，处徒三年；致死者，以故杀论。”即便你抓的是通缉犯，没有官府命令，也不能关押，否则就成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有名的“安庆义勇案”就属此类：一地士绅自设义勇队擒盗，用柴房关人逼供致死，事后朝廷追责，抄家充军。所以，那些“自家地牢”“审讯密室”“奴仆监禁”等情节，在真实历史里不是“智慧”，而是自找灭门。

古代刑律极为重视命案，一旦死人，必须入“刑名科”，由府、道、刑部三级审理，称为“三复奏”。哪怕是杀的是“盗匪”、“淫邪”、“奸妾”，也必须查明缘由、验尸、验伤、立卷、送京。如程序不全，即判为“越刑”。

你“看不惯”“替人出头”打死人，律法不会管你的动机，只认你“越权行刑”。这种案件若审理发现你擅刑，极易被定“故杀”，可能会押赴菜市口，而不是被歌功颂德。

“不经官吏而断事”是明令禁止的司法大忌。私刑的本质是“僭越法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正义大侠”“清官后人”，只要不经官府，私自施刑，皆属违法。唐律中明确禁止“代官断狱”；宋代《刑统》进一步规定：“凡百姓断事，不听公议者，并论私断。”

这也说明古代社会对“执法”有极高要求，强调“审有司、讯有吏、判有法”。任何人哪怕理由正当，也不得代替朝廷执法。否则，就是挑战王法、冲击秩序、扰乱纲常，其罪之重，并不在“动机”，而在“行为”。

私刑在古代并不是“义行”，而是违法。它破坏国家法治秩序，动摇基层统治根基。无论是士人、乡绅，还是侠客、仆人，只要越权施刑，就必然遭遇官府追查和律法制裁。法律不许“以暴制暴”，更不容“民间设刑”。那些小说中的“打完就跑”“私审就放人”，在历史现实中，不仅行不通，还极可能被抄家灭族。权力必须在制度内行使，才称正义；离开律法的“正义”，就是动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