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皇帝能随便赦人？（2/2）

史书上偶有皇帝临时赦人，比如清朝乾隆帝在南巡途中赦免某地孝子、义士，但这类赦免一般经过陪驾大臣记录，再由吏部、刑部备案，并颁布正式赦令。也就是说，即使是“口谕”，也必须转化为文书档案，否则地方无法操作。

尤其是死刑类案件，必须经过“三复奏”制度，即审判官先议判，地方政府二次审理，再由刑部奏请皇帝，最后执行。皇帝如果口头说“赦此人”，但未下正式赦令，地方不得擅改，否则便是“违制”，轻则降级，重则抄家。

赦免不全是“宽仁之德”的体现，更多时候是政治策略。比如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后赦免大批冤狱，是为了恢复朝廷威信；唐玄宗“安史之乱”中多次赦免投降将领，是为了分化叛军；明太祖则会在边疆“招抚叛将”时，以赦令为手段，稳住地方。

赦免的政治性，远大于情感因素。皇帝不会因为“心软”就随便赦人，更不会听个小故事或看几滴眼泪就放人一马。那些“感天动地”“青楼义女救囚父”的桥段，只能用在话本小说里，真实历史中，如果没有配套的政治考量，赦令不可能出台。

皇帝赦免之后，并非“案卷即销”。历代王朝都有赦后登记制度，将赦免者列册归档，留作后查。唐代的“赦文簿”就详细记载了每次赦免的背景、条款、适用人群、案件编号；清代则设有“赦后察访”制度，由督抚派员抽查是否有人冒名赦免，或赦后复犯。

甚至，一些被赦者也需“立保状”，保证今后守法不再犯事。这种后续监督机制防止了赦令沦为“护身符”或“通行证”。历史中也有“赦而复发”者再次入狱，再赦便遭严惩，如明代的“蓝玉案”中多人二赦后又犯，直接问斩。

古代民间确实有“上书求赦”的例子，如状元冤狱、孝妇诉冤等，但真正成功的极少。主要原因在于皇帝身边的“门槛”太多，从御史台、谏院到通政司、都察院，每道关口都可能拦下奏疏。即便有人通关，未能引发“公议”也难以动摇原判。

除非案件引发重大舆论，或背后有大臣扶持，如《清史稿》中记载某大学士为门生求赦，联署十数官员，才得“特赦”；否则一般人要打动皇帝赦人，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使赦免，也须“格其罪、断其责”，不是全然无条件释放。

虽然皇帝赦人需走程序，但在现实中，也有朝代出现“赦贪官、赦亲信”的现象。如明代后期，宦官势力把控朝局，常常通过赦令保护自己人，导致“法不责权”。万历年间就出现过因魏忠贤干预，赦令覆盖其党羽，致贪腐不止。

清代也有“赦贪如风”之说。康熙年间因太子废立争夺，多次赦免参与政争的王公大臣，虽表面恢复秩序，实则削弱律法公信力。赦免制度一旦沦为政治斗争工具，就背离其原始目的，成为皇权不受制约的隐患。

即使在皇权最为强大的朝代，也从不鼓励皇帝随意赦人。《唐律疏议》对赦免条款有明确定义，《大清律例》更规定“非例赦人，官吏不得奉行”，若因私交而擅释囚犯者，视为“通奸枉法”，追责官员甚至问罪皇亲。

这表明，赦免行为的本质，并不属于私人恩典，而是一种国家行为。越权赦免，无论是谁都可能动摇法治根基。因此，从制度逻辑上说，“皇帝想赦谁就赦谁”是一种严重的法理误读，历史现实中并不存在“皇帝一念可生死”的全权。

皇帝虽贵为一国之尊，赦人却非全凭个人喜好。赦免背后，是制度、律法、权力平衡、政治考量的综合体，是治国之术的一部分，而非权力的“任性挥霍”。“圣旨一道，死囚得生”虽充满戏剧张力，却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真正的赦免，是写进法条的国家行为，不是皇帝“高兴就饶命”的个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