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8章 文明的底色（2/2）

民众有“革命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传》）。

墨家则提出了契约式权责关系

“尚同”与“兼爱”：

主张政府应代表“公利”，民众服从政府的前提是政府维护社会公平（《墨子·尚同上》）。

批判儒家等级制，强调底层民众（如“农与工肆之人”）的生存权。

法家则强调法制下的绝对义务

商鞅：

政府责任：通过“耕战”政策富国强兵，但民众仅有义务（“愚民”政策）。

《商君书·画策》：“民弱国强，国强民弱”，主张压制民权以强化政府权威。

韩非子：

将君民关系视为“利异而用合”，民众服从法律以换取安全（《韩非子·五蠹》）。

也就是说在中国先秦时期，政府对公民就是有义务的，而且这种义务是与权利对等的，并且受到“天命”和“革命”的制约。

而西方文明直至现代都还没有建立基本的“民本”概念，还在强调“社会契约”理论。

中国最早的政府与公民权责概念，以 “天命-民本” 为框架，强调政府对民众的道德责任，而民众权利则局限于生存层面。

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形成 “责任优先于权利” 的治理逻辑，与西方契约型权责观形成鲜明对比。

正是这种责任先于权利，还是权利先于责任的底层逻辑，使得东西方文明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

也使得西方文明一旦衰弱就再难崛起，而东方文明即使衰弱也能不断复兴。

原因也非常简单，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之下，权利优先于责任，所以大家个人雇个人，一旦国家衰弱那就大难临头各自飞，各找各妈。

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人民的国家和民族概念比较薄弱，典型表现就是西方国家绝大多数都承认双重国籍。

而在东方文明的逻辑之下，责任先于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家何为家”，所以东方文明一旦衰弱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救国救民。

例如：朱大壮的老乡，那位把所有救国方法都尝试一遍的杨度。

所以说朱大壮想要依靠新时代的“宗藩体系”重建世界霸权并且重塑炎夏文明是有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的。

如果说天王国是朱大壮的第一次尝试，那么第三帝国就是朱大壮想要打造的一个“样板国”。

朱大壮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看看，在炎夏文明体系之下，人类不但能和平共处，而且还能和谐发展。

不过在和平共处之前，有些人类的渣滓还是要剔除掉的，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能算作人，有些物种从文明基因里就是带着肮脏的东西的，比如说倭寇和小蚂蚁。

所以就在第三帝国向炎夏帝国发出外交照会的第二天，炎夏帝国新闻部就发布公告，准备对背信弃义和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倭国进行“核报复”。

并且为了惩罚倭国在战争中犯下的战争罪行，炎夏帝国还决定对倭国进行“历史清算”和“全民族战争惩罚”……